阿马蒂亚·森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可行能力这一视角和分析方法，并将该理念广泛应用于讨论经济不平等等一些福利经济学问题。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阿马蒂亚·森又将可行能力理念融入人类发展的分析之中，认为人类发展的目的就是实现每个人可行能力的最大满足，而可行能力的向量之增长也就是人类自由的拓展。可行能力理念从提出至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理念的重要意义，并更多地运用可行能力这一视角和分析方法看待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那么，什么是可行能力？阿马蒂亚·森将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界定为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而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反映了“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既包括营养良好、身体健康、避免疾病等最基本的功能，也包括快乐、自尊、受人尊重、可以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等复杂功能。[1]阿马蒂亚·森在此基础上列出了一个功能性活动的清单，包括吃、穿、住、行、受教育、就业、社会参与等，把这些活动列成一个清单，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就是对于此人是可行的、列入清单的所有活动的各种组合。

    传统福利经济学用收入或效用来衡量福利，并且忽视了人的差异问题以及选择的自由度问题。但阿马蒂亚·森超越了这些局限，提出了用能力来衡量福利，拓展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具体表现在：（1）人不是个个都追求物质拥有量最大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人也不是只追求效用或偏好的极大化，某些偏好可能被忽略了，或者某个决定是在缺乏信息和缺乏选择机会的情况下做出的；（2）由于人的差异从而产生福利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个人的特征（如智力、年龄、性别、身体条件等）及具体的社会环境条件（如经济墓础、社会准则、公共服务等）来影响个人的功能；（3）选择的自由度对福利产生重大影响。一个人能够自由行动并且能够做出选择可以直接影响其福利。[2]功能决定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尤其是决定一个人所面临的实际生活选择。

    王艳萍（2006）[3]将阿马蒂亚·森的能力发展观总结了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以“以人为本”为宗旨。正如森所指出的，在经济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因素——（1）基本能力、生活质量及不被剥夺的重要性；（2）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状况的改善、基本自由促进的经济增长才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阿马蒂亚·森研究发展的方法是“以人为本”的方法。人类发展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伴随着人们权利和自由的拓展使人们享有他们所期望的生活，进而使得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能力得以提高。发展要以人为中心，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第二，以能力和自由为衡量标准。发展的目标是“人类可行能力”的扩展，即给人们以自由去做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对人类来说，具有本质重要性的是人们所过的生活而不是他们所消费的物品。根据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过一个相当好的生活有三点是最基本的健康、教育、资源占有。如果不具备这三点，就不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和权利。因此，经济学关心的不应是商品，而应是行为或能力。一方面，能力标志了一个人能够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能力体现的就是一个人过某类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一个人的能力越大，他选择过某种生活的自由度也就越大。人类潜能的开发以及自由的相应拓展才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

    叶战备（2009）提出影响人的可行能力的原因，可以分为自身禀赋原因和社会安排的原因。[4]社会安排包括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制度因素中主要就是黏附在户籍上的相关利益分割，但是如果断然的改革户籍制度，将面临城市秩序混乱公共财政压力、配套措施不力等许多风险和困难。虽然有可能提高农民工阶层的福利水平，但是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的影响还是未知的。因此，短期内户籍制度全面改革还不会实施。另外，社会业已形成的文化、观念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在短期内，我们可以将农民工可行能力得到提高的希望寄托于其自身禀赋。

    基于对可行能力理论的学习和梳理，可行能力理论为解释人力资本对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笔者也将基于此并结合CEES的数据，对人力资本与幸福感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A. Sen. Inequality Reexamin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51.

    [3]王艳萍. 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6(4):27-32.

    [4]叶战备. 可行能力视阈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J]. 学习与探索, 2009(1):7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