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张维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围绕“国企改革的路径”等话题争论，前者主张“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重要”，后者主张“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这一辩论曾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2002年，林毅夫教授与杨小凯教授就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有一系列争论，前者主张“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后者主张“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隐患”；随后，在2014年7月初的学术会议上，张维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又做了观点迥异的发言和评论，前者提出“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自由、法治的环境及对产权制度的保障”，甚至“如果没有国家参与，国家经济发展可能更好”；后者提出“在过去的34年中国政策决策绝大数都正确”，所以讨论的重点并非“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政府哪一种干预能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前不久，两人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使得“产业政策”又一次处在学界和政策界的风口浪尖，两位分别发表的《产业政策为何注定失败？》、《为何需要产业政策？》更是争锋相对，使得“张林之争”再起。对此，陆铭、黄益平、冯兴元等多位专家学者也公开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其实，“张林之争”也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之一。宽泛的说，张维迎教授推崇哈耶克，是典型的市场派，认为产业不仅会滋生寻租土壤，更会扼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进而提出“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是一场豪赌”、“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等尖锐的观点，坚持呼吁我国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林毅夫教授推崇凯恩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采用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执行能力、支持了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等，因此产业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的，主张“有为政府”通过帮助解决企业家自身难于克服的外部性，以及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认真学习“张林之争”相关的一系列文章之后感觉受益匪浅，我想如果能实现“有限有为政府”和“开放市场竞争”之间的平衡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当然，受到学术背景、人生经历的影响，不同学者对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作出不同的判断。因此，对这一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