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思童）

    质量创新的滞后，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发展质量的根本性转变，就必须以质量创新为重要的驱动力，通过质量创新实现我国质量发展的提高。

    质量之所以能够变革成功，就在于其始终着眼于为消费者和使用方创造价值的同时，使其投入产出实现最大化。一个企业的产品，要想有更高的定价，获得更高的利润，就要生产具有异质性的产品。我国的经济之所以要建立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是因为只有提高质量才能最终提高效益。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曾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世界。对质量发展来说，我们如今也处在一个好与坏并存的时代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程虹表示：“质量问题在中国已经不是单纯讨论其是否重要的问题，而是要将质量变革落到实处。”近日本刊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请他谈谈对中国质量变革发展路径的见解和看法。

　　找到质量变革的“突围口”——劳动力质量

　　作为我国首个以宏观质量管理为研究任务的高校研究机构——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多年来，院长程虹深耕宏观质量研究，对于国民的需求和消费心理有着独到的把握。众所周知，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保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做一项看似最笨、最基础的工作，那就是全力开展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三大变革被提出的前提背景是因为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中国企业近40年来依靠劳动力红利实现增长的模式正在发生改变，企业的很多行为也发生根本性改变，到底这些变化是怎样的呢？这就是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展CEES调查的原因所在。

　　CEES调查显示，提高质量管理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助推制造业转型发展的有效之策。程虹说：“通过对1030个变量的研究发现，制约‘中国制造2025’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瓶颈，不是技术、也不是管理方法，而是人力资本质量不高。”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仅为15.9万元，这一指标仅相当于美国的7.4%，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我国34.6%的员工受教育程度仅拥有初中及以下，有44.6%的员工从事着几乎不需要培训（不到一周）就可胜任的低技能工作。

　　“质量是靠人做出来的，构建起质量技能人才的培育机制尤为重要”，程虹坚定地说。当前，中国质量最大的挑战是劳动力的低素质，在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的背景下，很难整体提高企业的发展质量。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关键在于提升员工尤其是一线员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并且要通过企业在职培训提高员工的工作技能水平。程虹语重心长地说：“中国要发展就必须真正地走教育强国的道路，要从人力资本质量着手，释放人力资本的红利，这样才能推进质量变革”。

　　产品质量的背后是人的质量，质量变革也只能依靠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来支撑，所以要大力发展教育，大规模开展在职职工的技能培训，尤其是要突出企业家的转型升级；真正做到以需求为导向，质量是固有特性满足需要，只有满足了需要才能真正地提高质量，质量也才能真正地创造价值，所以要让市场发挥在质量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竞争中让消费者以脚投票来引导企业质量的提高。

　　激活质量变革的动力引擎——质量创新

　　回望我国近二十年来的质量发展历程，尤其是“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还是微观的产品服务质量均得到了大幅提高，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我国总体质量的现状，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导致质量差距的原因，既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也有质量发展本身在路径选择和发展战略上的不成熟。质量创新的滞后，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发展质量的根本性转变，就必须以质量创新为重要的驱动力，通过质量创新实现我国发展质量的提高。

　　程虹说：“我们花了大量时间，组织专门团队对质量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从质量创新的配置、质量创新的投入、质量创新的产出三个方面对质量创新进行了标准化的衡量。而我们现行质量考核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于主观性太强，而主观性的考核接受度不高。基于质量创新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质量创新能力在中位数以上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中位数以下的企业要高出44%。质量创新的分项指标，包括质量创新投入、质量创新配置以及质量创新产出，都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十分显著的作用”。

　　“几年前，我就提出要质量创新，当时很多人质疑，在他们固有的观念里质量就是满足标准，与创新无关。如今，大家却普遍接受质量创新这种说法。”程虹用富有磁性、不疾不徐的语调解释道，“质量创新主要是指通过技术、管理和文化等多种方法，实现固有特性持续不断地改进和提高,从而更好满足消费者和使用方的需求。质量创新的本质是满足需求，而不是简单地提高性能标准，或者单纯地降低缺陷，更不是不问需求地埋头于管理体系本身的提高。对需求方而言，质量不仅是分层次的，也不单纯是个性化的，尤其是对一个个人来说，随着收入、偏好和信息来源的变化，质量需求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分析，质量创新的表现是不断地持续变化，这种变化在网络时代显得尤为突出。质量创新最重要的要素是大数据。在互联网时代和物联网时代，正在大量涌现的与产品质量相关的素材，经过处理后加总起来就表现为质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的海量化就是大数据。因而，要实现质量创新，从根本上就是要获取尽可能多的反映消费者需求的大数据，拥有实时的大数据越多，就越能够在质量性能上快速、准确和多样化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质量创新只能来源于质量大数据，质量大数据是质量创新最基础的要素。”

　　谈到“质量”与“大数据”的关系时，程虹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质量离不开数据，质量的本质就是数据。”无论在产品的生产环节还是在销售环节，都要依赖于大量的数据。在产品的检验检测中，离不开数据；在政府的质量监管中，同样离不开数据。

　　衡量质量变革的成效标尺——质量效益

　　“不赚钱的质量是假质量，质量就是要产生经济效益。质量是成本需要产生收益，我们重视质量就是因为他们能给我们带来收益。但是很遗憾，有时候我们在质量上下了很多功夫，并没有得到理想的市场回报。”程虹告诉记者。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质量工作，在十九大报告中“质量效益”出现了3次。以前，中国质量发展只是简单地因循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主要是模仿式地引进各种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标准和认证方法等，而没有以“效益”为中心，以满足需求为目标，实现质量的创新性发展。从理论上来讲，固守单一的质量标准，并不能实现更好的质量收益，只有更加多样化的甚至是个性化的质量标准，才能实现最大化的质量收益。美国苹果公司之所以能获得每年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不断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每年新推出一个新升级产品的版本，这种版本的升级就是产品质量满足持续变化的需求，从而不断地获得新的营业利润和收入。大量的质量实证研究表明，固守某些不变的质量性能和标准，并不能获得消费的增长，而正是按照合理的使用周期不断变化的质量供给，才能获得更高的质量收益。

　　多年来，程虹一直在探讨质量盈利模式的企业到底有没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程虹介绍说：“所谓质量盈利型，就是通过内生的质量能力提升来实现利润发展模式。与之相对的是速度盈利型企业，也就是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尤其是外部需求来实现增长的模式。研究发现两类企业在销售额、利润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绩效指标上呈现显著差异。质量盈利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高出速度盈利型企业17%以上，劳动生产率也高出10%以上。更大的差别在于，质量盈利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每年以11%的速度增长，而速度盈利型企业则在每年以2%的速度下降。”

　　衡量质量变革成功与否的标尺之一就是效益。质量之所以能够变革成功，就在于其始终着眼于为消费者和使用方创造价值的同时，使其投入产出实现最大化。作为质量的供给方，如果所提供的质量性能与其他产品是一样的，而没有任何自己独到的创新，那实际上只能成为一个同质化的产品，也只能有同质化的定价。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一个同质化的产品，利润一定是趋近于零的，甚至是亏损的。这就是我国的市场为什么充斥着大量的同质化产品，而不得不打价格战的原因。一个企业的产品，要想有更高的定价，获得更高的利润，就要生产具有异质性的产品。我国的经济之所以要建立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是因为只有提高质量才能最终提高效益。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使得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聚焦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实现真正“质变”。

　　（文章来源：《质量与认证》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