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城市与环境规制。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其中一方面就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和保护。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对生态环境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其中，对城市空气质量的要求中包括：①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的比例至少大于70%；②完成《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且年度考核等级为良好或优秀。对城市水环境质量的要求包含：①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要达到III类，并且必须按国家规范划分保护区；②城区水质达到或优于III类的比例连续三年上升，或达到70%；③城区无劣于V类水体，或劣于V类水体的比例连续三年下降。除此之外，文明城市创建还对环境噪声达标区覆盖率、烟尘控制区覆盖率、环境保护投资指数等都作出了具体要求。为达到文明城市创建的环保要求，政府需要制定一系列环境政策来改善城市环境状况。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其行为对于环境目标具有重要影响。由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污行为具有负外部性，政府会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将企业排污行为所造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影响企业的排污行为，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那么，环境规制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黄志基等（2015）应用中国环境规制地理空间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一定强度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TFP提高，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TFP的影响是复杂的，“成本假说”和“波特假说”各有其解释空间。刘和旺等（2016）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TFP的影响及其机制，借助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TFP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王杰和刘斌（2014）在构建数理模型的基础上，基于1998-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即强度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TFP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或强度过高均会导致企业TFP下降。

　　通过对以上研究结果的归纳总结可以得出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具有如下两方面影响：（1）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为应对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将部分原本投资于生产的资本转向污染控制，从而对企业生产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Barbera and Mcconnell  1990），由此削弱了企业竞争力，阻碍其高质量发展；（2）严格且设计恰当的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抵消遵循环境规制的成本，提升竞争力（Porter and vander Linde, 1995）。这一观点也被称为“波特假说”。支持“波特假说”的学者认为，虽然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的成本，但能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创新补偿效应”（Berman and Bui ,2001）以及“学习效应”抵消“遵循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由此提出，文明城市评选会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文明城市评选提高了环境规制强度，但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