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次与大家分享了在斯坦福大学习得的一些关于研究方法的体会，这一次想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分享这些方法的应用。我院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就是僵尸企业理论的创始人Hoshi教授，我们与他共同合作了关于中国僵尸企业的系列合作论文，我主要是在“地方官员任期与僵尸企业”这一问题上开展研究。
　　问题研究的起因。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僵尸企业，虽然没有统一的数字，但普遍公认的情况是中国的僵尸企业占比应该在7%左右，而中国的工业企业有上百万家，僵尸企业近十万家。因而中国的僵尸企业比最早提出僵尸企业概念的日本更为严重，中国所面临的消除僵尸企业的任务更为复杂；第二，中国的僵尸企业形成不仅是一个金融问题，更多的是政府干预的问题，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政府锦标赛使得政府官员大量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对企业的僵尸化有重要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后一个问题，在现有文献中都没有很好的研究。
　　问题研究的基本逻辑。刻画政府行为的变量有很多，如财政、金融、税收、补贴等等，但更具解释力的是由周黎安等提出来的政治锦标赛理论，参与政治锦标赛的主体就是地方政府主官，也就是书记或市长。官员的目标函数就是通过更高的GDP来获得更大的晋升机会，而约束就是有限的任期。因而，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与官员的任期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僵尸企业之所以会出现，就是正常的市场竞争条件被扭曲，政府对低盈利能力的企业进行补贴或保护，让其继续维持经营。当政府经济行为处于扩张时，低盈利能力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保护，僵尸企业就会越多；相反政府经济行为收缩时，低盈利能力的企业被保护的可能性就更低，僵尸企业就越少。因此，这一研究就是要刻画一家企业成为僵尸的概率多大程度上受到官员任期的影响。
　　基本的假设。这一研究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僵尸企业概率随着官员的任期增长而增长。我国地方主官的任期一般为5年，因而他们要对5年进行规划，以获得最大的晋升可能。官员的偏好，除了GDP最大化以外，还要使得GDP增长的成绩更显性。此外，政府官员更偏好于在任期内做出特色。基于这两点，对于政府官员来说，理性的选择是，在上任初期选择更多地投资新项目，而在临近结束时，则更多地保护老项目，因而任期初期僵尸企业较低，而后期僵尸企业更高。二是：僵尸企业概率随着官员年龄增长而下降。由于中央政府对于官员年轻化的要求，官员晋升的机会有年龄门槛，一般而言超过55岁，副厅级干部基本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机会。对于超过最大晋升年龄的官员来说，更理性的选择是“不干事”，而不是提升GDP。
　　事实发现。通过匹配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数据以及CEES数据，得到了32个区域的官员-企业匹配数据。描述性统计发现，僵尸企业占比整体随着官员的任期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变化，僵尸企业占比随着官员年龄整体呈递减趋势。这一相关关系在控制地区和行业变量之后仍然是显著的。因此，我们的结论就是：一方面，僵尸企业会随着官员任期的增长带来的经济扩张效应而增长，其机制主要是官员追求GDP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另一方面，僵尸企业会随着官员的年龄增长而下降，因为官员的经济发展激励更低，低盈利能力企业更难以获得经济扩张效应所带来的外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