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关注并思考“大数据”的问题，通过对于“大数据”的学习和认识，触发了一些对于质量研究和质量安全预警的思考。所谓大数据，顾名思义，就是泛指巨量的数据集，当前由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数据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在增长，造就了大数据时代。当今时代，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能忽略大数据时代到来对其的重要影响，公共卫生、金融市场、犯罪治理、交通管理、乃至教育、天气预报、农业生产等领域都在大范围地利用大数据来获得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或者用大数据的思维方法来开展工作。在质量领域同样面临着海量的数据，质量大数据是我们面对的一座闪着金光却远没有开发的富矿。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我国的质量安全问题提出了很多挑战，但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如果仍以传统的方式来获取质量信息，而忽视大数据的客观现实，将会遭遇日益严重的困境，相反若能够利用好质量大数据并采用大数据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质量安全信息，质量安全工作将可能事半而功倍。我认为大数据时代对我们的质量信息获取将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产生源头是“人”，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互联在媒体上的活跃的人。他们每时每刻都产生了海量的数据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质量安全的预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我们的质量信息获取仍处于“见物不见人”的方式之下，在质量安全的工作中重心仍是在对产品的合格性评定，而对于大量的“媒体”（这里的媒体不是传统意义的媒体，我认为是一个能够产生信息并传播信息的载体）信息却不加重视。人们对几年前的三鹿奶粉的事件也许仍记忆犹新，在这一事件中，除了企业失信、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等因素，我们还应看到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于已经能够形成事件预警信息的漠视，早在2007年就有网民在网上发表受到三鹿奶粉事件伤害的消息，而后接连有医生、患儿家属等发布相关信息，实际上到2008年9月媒体第一次公布结石患儿之前，关于这一事件已经有了大量可用于预警的信息。试想如果能够早一点，哪怕早一天将这些信息加以处理，做出事件的预警和处置，就可能减少成百上千个患儿的出现。

第二，大数据时代更加强调的是对于数据信息的获取和分析，而不是去创造信息。连接在媒体上的人每天都像一个不断生长的信息发射器，在产生着大量的信息，他们就是质量的感受和评价者，利用这些信息将比我们自己去创造信息更有价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提到的首个案例就是Google对H1N1的预测。2009年一场流感（我国称甲流）风景席卷全球，世界各地人们无不“谈甲流色变”，此时对于甲流暴发的时间和区域的预警就显得十分重要，在美国疾控中心是作为控制甲流的专业部门，但几个google的工程师在一篇关于甲流的暴发区域和时间的预测不仅时间上要早于疾控中心数周，而且事后证明其准确率高达97%，他们所用的方法就是基于每天人们在google上搜索的一切和流感有关的信息和指令，并用各种模型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而疾控中心的数据是基于病例报告、体温变化等数据，他们所获得的数据量在量级上完全无法和google相比，这就是google能够早于其数周进行预测的核心所在。我们不用担心有没有可用的数据，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利用数据，这正是大数据时代的魅力所在。

第三，大数据时代对质量安全预警的模式变革。在大数据时代，对质量安全的预警不再是某个专业部门所能胜任的。质量安全的预警分析应聚合大量各学科的人才，特别是网络、计算机、数据分析、社会学、经济学等各学科的专业人才来应对质量安全的分析。要充分地利用起各类媒体的信息，以及从大量的消费者中获得第一手的质量安全信息。要支撑这一工作，同时要建立起大量的质量安全信息数据存储系统，专业的数据分析团队乃至成立专门的机构和队伍。

第四，大数据时代的挑战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更是思维方式层面的。在大数据时代，应对数据保持更加开放的心态，任何信息都有可能以很快的速度成为公共信息，因此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各类信息，哪怕是干扰信息都有可能是有用的，关键是在于怎么分析和利用这些信息，如果能增加信息的透明度，能够建立起与社会公众分享信息的机制，将极大地增强政府管理部门的公信力，并提升其工作的成效。目前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非常重视政府与企业在数据方面的合作，在预防犯罪、公共卫生、交通管理等社会治理领域广泛地引入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并建立起了信息共享机制，这种机制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