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科学的政策体系作为基础和保障，但现阶段我国，个别地区对PPP模式的认识仍然尚欠全面，将PPP简单等同于新的融资渠道，而不是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和项目管理方式的变革，这就有可能脱离原本的目的而走向老的BOT的模式。
    为避免出现PPP模式“走偏”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做好PPP的财政政策保障工作。为确保PPP工作规范开展，2015年财政部将按照“法律规范＋政策指导＋实施细则”的框架，建立健全PPP制度体系，并做好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财政管理工作。特别是要保障合同履约，将PPP项目财政支出纳入预算。这是因为过去我国个别地方债务压力较大、信用环境较差，政府契约意识薄弱，招商引资时积极承诺，建好运营后难以兑现，尤其是面临地方政府换届、重大政策调整时，推诿责任现象时有发生，损害了社会资本合法权益。而PPP模式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合约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过程，双方的权利、义务、风险分担、利益补偿等均以合同明确。在这一合作过程中，政府和社会资本是平等主体，是一种“伙伴关系”。从国际经验看，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都诚实守信、认真履约，是顺利开展PPP项目的前提。
    其次是要实行项目全程合同管理制度。PPP模式合同与传统的一次性项目审批不同，需要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合同管理，在合同有效期内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价格进行持续监管，并将政府付费和使用者付费与绩效评价相挂钩，确保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确保PPP项目在长达二、三十年的合同期内，地方政府有能力及时、足额按照合同履约，2015年，财政部将制定一系列制度规范，明确要求统筹评估和控制PPP项目的财政支出责任，将PPP项目的财政支出责任纳入预算管理，并由上级财政部门对下级财政部门进行监管，从而对政府履行合同义务形成有效约束。
    最后还是要落脚到转变政府职能上，确保公共服务价廉质优。成功的PPP是一种“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共赢”的模式。在我国过去实践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成本评估、利益调整和公开机制，也出现过社会资本“暴利”、公共服务价格高企等问题。通过推行PPP模式，政府部门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制定战略规划上，放到公共服务价格、质量的监管上，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该由政府管的，要切实管住管好”。政府要做好PPP整体规划，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在PPP项目全生命周期内，根据项目运营情况、公众满意度等，定期对价格、补贴等进行调整，双方互相监督，强化合作，使社会资本“盈利但不暴利”。
    2014年底，财政部公布了首批PPP示范项目名单，共30个项目，总投资额1800亿元，其中22个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这引起了地方强烈的反应，列入财政部示范项目名单对项目增信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发挥了巨大作用。推动PPP示范项目建设，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项目范例，是财政部近期推进PPP工作的主要思路和重要抓手。在PPP工作起步阶段开展示范项目建设，既有利于形成“样本”和“标杆”，发挥示范效应，也有利于促进各项制度真正“落地”，还能为项目融资发挥增信的作用。为保持工作连续性、稳定性和示范性，2015年财政部将继续分批次推出示范项目。后续示范项目评选将制定统一评选标准，严格把关，接受社会监督，保证公平公正。
    为有针对性地解决PPP示范项目实施过程的难点，助推更多PPP项目“落地”，2015年，财政部将继续着力破除PPP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PPP模式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同时，为了进一步完善PPP支持政策体系，各级政府还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引导和鼓励地方将具备条件的地方融资平台项目转型为PPP模式，推动设立中国PPP融资支持基金，提高PPP项目的可融资性，加快推动项目实施。
    管理学家PeterF.Drucker曾经指出：“政府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政府的确不能做、也不擅长社会或社区工作。”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资源的汲取与分配应该以高效率的方式进行。政府负责政策制定与规划，而将政策执行落实于民间社区或私营部门，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政府长久以来的财政负担，又可将社区及民众力量引入公共服务的进程当中，以强化公民意识与社会认同感，同时提高了资源使用效能和建设、运营效率。因此，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PPP模式将开启政府、企业、社会共同治理实践的崭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