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中，我们经常遇到企业老板提到招工难的问题，其中招聘一线工人的难度最大，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同时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加大，供需矛盾更加突出。不少企业家反映，劳动力成本问题依然是妨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不由让我们更多思考一些关于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供给的问题。特别是针对广东这个人口流动大省，有关数据表明，2015年末广东省跨地区流动就业人员总量约600万人，比2014年新增跨区流动人员67.5万，同比增长41.21%；而外省在广东就业半年以上的达1600万人，比2014年新增外省劳动力300万，同比增长23.1%。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广东省吸纳了全国流动人口的41.39%，几乎占据了全国流动人口的一半。事实上，劳动力在城乡、区域间的大规模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市场的一项重要特征，随着农村制度改革的深入，大批剩余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向城市流动，向回报率更高的地区流动。区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在地区间的转移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表现在知识溢出对空间集聚的作用上；新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增长是新知识和新技术导致的结果，而后者进一步地指出技术和创新内生于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理论证明，劳动力流动通过知识溢出，促进区域创新增长。也有研究证明，较高的教育回报率也是诱发低发展水平区域劳动力向高发展水平区域迁移的重要因素。调查发现，广东省的技术和创新水平持续提高，通过对企业研发支出、产品更新周期、申请专利数等指标来看，省内劳动力流动程度高的地区拥有更高的创新水平。
    已有很多文献针对教育回报率和劳动力流动的互动机制做了大量研究，现有文献认为教育回报率上升是技术进步和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其中，市场化改革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劳动力流动制度改革（吴克明和田永坡，2008）。劳动力流动制度对劳动收入增长的作用既体现在提高劳动量方面， 也体现在改善劳动供求状况方面， 二者可分别称为劳动力流动制度的生产效应和配置效应。同时，较高的教育回报率是诱发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如果各地区的教育回报率不同，就意味着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存在差异，而这个差异会影响到劳动力迁移的模式。给定相同的平均收入，回报率高的地区会吸引更多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则更倾向于迁往低回报率的地区。Yankow(2006)对美国的研究表明，流向大城市的劳动力会得到19%的工资溢价， 2/3归因于能力和技能，1/3归因于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其中，增长效应则与劳动力的流动相关，在大城市特别是在直辖市中，产业集聚度高，同类企业多并且企业规模大，因而劳动力更容易在相关产业、企业和岗位间充分流动，而不像在其他城市中从一而终。
    而关于劳动力流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也比较成熟，内生增长理论指出，技术和创新内生于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经济增长即是创新导致的结果。劳动力流动将引起知识溢出效应。劳动力在不同空间范围的流动并与周围群体发生互动和交流, 一方面促进了新知识的创造, 另一方面加快了知识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传播(Almeida and Kogut ,1999；Malecki，1997；Almeida and Kogut，1999)。基于知识人才流动的知识溢出与经济主体的吸收能力(经济主体意识到、吸收以及应用科学知识)的概念是紧密联系的。吸收能力影响知识溢出吸收效率的作用过程受特定知识溢出类型(自然科学溢出和社会科学溢出)以及特定的知识溢出机制(研究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所决定(Los and Verspagen , 2000 ;Audretsch andFeldman , 2004)。知识溢出效应将促进创新。从微观层面来看，因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不确定性，知识溢出的外部性将导致企业创新激励不足（Kultti&Takalo，1998））。从产业组织层面来看，产业集聚凭借知识溢出使得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和创新产出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Audretsch，1996；Baptista，1998）。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区域之间的知识溢出对区域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Kose&Moomaw,2006; Poldahl.2004））。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很显然，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能够促进区域间的知识溢出，从而推动区域整体发展。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企业每年都要整体重新招聘一批新员工，如此高的流动性是否有利于企业的文化建设以及员工的专业技能培养？企业更愿意接受这样流动性很强的员工，比如外地籍员工，还是更愿意招聘那些本地籍，相对流动性更弱的员工？我觉得这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