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阶层的特点通常表现为拥有中等及以上水平的收入、受过良好教育、一般从事脑力劳动、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职业能力、有较强的消费能力、注重生活质量、有较强的自我价值实现要求等。对中等收入阶层发展状况的研究均表明，近二十年来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占比不断增加，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社会群体。据发改委课题组对中等收入者的划分标准统计，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比例从2001年的7.82%提高到了2014年的24.25%，已经成为构成中国社会的核心群体。幸福感是中等收入阶层生存状态的主观表达，反映了他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满意度与诉求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中等收入阶层有了更高的生活期望与要求，另一方面现实中诸如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等诸多问题又制约了其生活水平的提升。这一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到底如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我和李丹丹老师运用2014年中国质量观测调查的数据开展了一项研究。我们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对定义法所确定的标准，将年收入处于10.6-22.9万元的个人列为中等收入阶层，分别从财富拥有、社会福利与个体能力三个维度对幸福感进行了统计描述。以10制评分准则进行数据统计，我们发现，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整体幸福感评价为7.072，比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所发布的当年全国平均水平6.740高出4.92%。同时，女性的幸福感均值略高于男性，反映中等收入阶层中男性可能承担了更大的经济社会压力，从而获得更低的幸福感；已婚的人群比未婚人群的幸福感均值高出10.2%，表明婚姻能够带来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显著提升；农村人群的幸福感也明显高于城市人群，高出比例为7.3%，说明生活在农村的中等收入阶层更容易获得更高的幸福感。从中等收入阶层的年龄分布来看，从18-60岁幸福感随年龄增长而依次递增，特别是在30岁前后的两个年龄阶段，提升最为明显，增幅达3.92%，进一步的表明婚姻可以有效的促进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提升；幸福感在51-60岁间达到最高为7.234，到61岁之后显现略微下降趋势，表明中等收入阶层退休后幸福感可能会随之降低。在教育学历方面，随着中等收入阶层受教育程度的延长，其幸福感整体显现出一种U型的分布：学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人群幸福感最高，这类人群可能更多分布在农村，生活成本低更容易得到满足；学历处于高中与高职高专的人群幸福感最低，学历可能给这类群体造成了一定程度身份认同的尴尬感；本科学历的幸福感与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而研究生学历则明显能获得更高的幸福感。从职业类型来看，处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农民幸福感最高；企业职员的幸福感最低，其次是公务员，两者均低于平均水平；教师、医生、律师、金融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个体经营者的幸福感均高于平均水平，表明中等收入阶层的专业化技能能够有效地促进其幸福感的提升。在不同家庭成员数的分布中，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随家庭成员数量的变化显现倒U型分布，家庭成员数量在4人时，幸福感最高为7.256。在地区分布差异上，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按东、中、西部依次地区递减。
    进一步的，我们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性的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财富拥有维度，物价水平的相关系数最高，但是满意度评价却最低，同时对消费环境的评分也远低于幸福感均值，表明当前物价上涨与消费环境不佳，加重了中等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从而削弱了收入与财产增值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在社会福利方面，社会公平与政府效率与幸福感的相关更强，但是两者满意度评价却均低于幸福感均值，表明当前政府过多干预造成个人机会的不均，显著地降低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可获得感”；社会治安的相关性相对最弱，但是满意度评价却最高，表明中等收入阶层对社会治安普遍表示放心；在个体能力方面，个人目标实现能力的相关性最高，但是满意度评价却最低，表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不足以支持中等收入阶层较高的生活目标实现。同时，对比三个维度的满意度评价可以发现，相比社会福利与财富拥有维度，个体能力维度的各因素评价普遍较低，均低于总体幸福感评价，表明个体能力的诸多因素不足已经成为拉低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明显短板。
    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个体能力维度的因素对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最大，而财富拥有维度的作用最小。由于相关性分析只是静态地将单一的影响因素与总体幸福感进行检验，并未考虑到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动态影响过程，随后我们又进一步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不同因素对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与机制。我们发现，财富拥有与社会福利会促进幸福感的提升，但是个体能力与幸福感正向作用的系数更大；个体能力除了直接作用于幸福感之外，还会通过正向的影响个体财富拥有及个体社会福利来间接作用幸福感，使中等收入阶层幸福感上升。因此，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的核心影响因素是个体能力。
    因此通过这篇论文的研究，我们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提升应进一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与环境，为中产阶层实现个体能力展现提供更好的平台。具体的措施包括消除市场上由于垄断、特权、价格不合理以及生产资料独占而带来的不平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最大程度的发挥中等收入阶层的能动性；减少部门权利对社会流动机会的干预与影响，注重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加大中等收入阶层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推动高等教育向提升个体综合能力与专业化技能并重的方向改革等。此外，也要注重进一步地稳定物价水平，特别是对房产、食品等刚需性商品的涨价幅度进行有效控制，使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拥有更大程度地惠及中等收入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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