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大陆公民所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份。
    莫言是靠什么获得了这项至高无上的荣誉？在评委会的评语中，特别强调莫言的作品反应了他所生活的家乡，来自于乡土的素材，是他创作的源泉；莫言自己也说，他就是在写他真实的生活经历，写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民；华人作家龙应台评价说，写出人性是莫言创作最大的特点；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贺信中指出，人民性是莫言创作的根本动力。
    这就是莫言成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关注人民、关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民最基本的人性。所谓民族的就是国际的含义正是如此，因为，任何民族都是由真实的个人所构成，而全人类的个人，在人性上都是相通的，只要你反应了本民族的人性，它就既具有本民族的个性，又具有人性的人类共同性。
    莫言的启示，绝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对质量同样具有一般性的价值和意义。
    任何高深的质量，都必须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质量的价值到底在哪里？答案就是，质量的使用者。质量的价值并不是生产和供应者的自娱自乐，更不是政府的单相思，它只能来自于质量使用者的感受和评价。也就是说，作为质量使用者的人民，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是质量价值的最终受惠者和评价者。当我们生产、监管和研究质量的时候，始终不能忘记的质量的出发点是人民，最终的落脚点也是人民。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主要的观点是说《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因为，质量强国本身并不是目的，质量强国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民享受高质量的产品和高品质的生活。
    人民性，也就是基于消费者的使用来建构质量管理，就是整个质量理论的基石。
    从这样一个基本理论来观察我国现有的质量现象，会得出很多值得反思的结论。首先，质量的主体仅仅只是企业吗？注意，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理论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供求关系决定了整个市场的运行。质量同样是如此，质量由企业这个主体生产，并由消费者这个主体购买，消费者的需求约束和选择，毫无疑问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供应行为。既然消费者是决定性的质量主体，我们的质量管理、质量政策怎么能不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制定呢？实际上，质量核心的就是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现实中，我们很少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考虑消费者的主体地位，比如，质量评价如果离开了消费者的评价，而仅仅只是对产品自身的评价，这种评价显然既不全面，也不客观，任何评价都要以消费者的意见为基础。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基本的科学规律问题。其次，消费者在质量管理中要有集体行动的能力。作为个人的消费者，面对强大的企业而言，绝对是弱者，要发挥消费者的作用，就必须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让消费者能通过“集体”来开展行动，这就是为何自愿的、多元化的消费者组织特别重要的原因所在。目前的制度安排，消费者维护自身权利的成本极高，而且消费者组织也不是消费者自身主动的行为，更何况，消费者组织的有效性必须取决于消费者组织自身的竞争，而这一点，目前的现状恰恰是消费组织的行政化和垄断化。第三，消费者无处不在，又人数众多，加之质量事关自身的切身利益，有足够的激励，去对政府很难有资源监管的企业质量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这里所说的消费者还包括企业内部的员工。那些在政府看来都很隐蔽的企业内部的质量不端行为，对于内部的员工而言都不是什么秘密，只要有良好的制度激励，这些不端行为最终都会被揭露。我们总是一味地增加政府监管部门的机构、人员和技术装备，而没有想想政府主要的质量管理功能实际上是配置资源，具体来说，并不是政府自己去采取多少行动（这种行动相对于海量的监管对象来说，永远是不够的），而是驱动社会资源，特别是消费者采取行动。无数消费者或企业内部的知情员工，对企业质量违规行为的举报，其力量远远大于政府有限资源的监管。建立类似美国“吹哨法案”的制度安排，也就是鼓励公民对质量违法行为的举报，是我国质量公共治理的当务之急。
    基于消费者的使用，也就是人民是质量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这一基本理论，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质量管理在“见物不见人”上，存在多么严重的缺陷和问题。整个质量公共管理体制，最核心的是要将消费者这一最重要的资源，纳入体制的设计和运行之中。
    人民性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根本因素，人民性也是我国质量改革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以人民性作为基本原则，进行我国质量体制的顶层设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我国的质量改革就会取得显著的成效。这一判断，来自于对质量“人民性”这一规律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