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关键，也是最敏感时期，关于这一点，从不同的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几乎截然不同的判断就可以看出。有的人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寒冬，甚至面临着“硬着陆”的风险；有的人则认为，中国经济正迎来一个全新的机遇期，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正在转型升级。而对经济发展现实的判断，决定着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政府的宏观政策，判断正确则可能迎来新一轮的机遇，判断失误则将可能带来灾难性的风险，因此我们说，当前正是中国经济最关键，也是最敏感时期。
    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既需要充满想象力的预测能力，也需要厚实的理论积淀，但最重要的还是来自对复杂经济现实的深入调查。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史上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独特性，很难找到一个既定的模式来对其进行简单的验证。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一点与美国十分相似，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差距非常巨大；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转型的经济体，这个转型既包括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也包括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型，甚至还包括开始出现的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和服务社会的转型。面对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经济，要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判断，最需要的就是迈开双腿，走到真实的中国经济的现实中去。
    于是，我和武大质量院的同事们，与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一批专家一起，历经几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该调查是迄今为止，首个来自发展中大国的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获得了近6000份有效样本，反映了企业利润、经营、生产、销售、技术、质量、人力、工资和保障等各方面的状况。应该说，这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内容最为全面的企业—劳动力的调查，能科学地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真实现状。正因为如此，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最顶尖的学术刊物——《管理世界》，在2016年第2期以2万多字的篇幅，发表了我院基于这一调查的学术论文“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状况与路径选择”。这篇论文就是研究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特别是以翔实的数据对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大家可以登录武汉大学质量院官方网站的“发表论文”栏目查看该论文的详细内容。
    那么，我们的这个研究，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究竟作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呢？
    答案就是：大分化。
    所谓大分化，就是指构成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微观主体的企业，出现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状况，一种是成为“僵尸”并不断地退出市场，另一种是成为创新者并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前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企业的两极分化。也就是说，不再是以前那种周期性的变化，只要宏观经济形势好，企业的日子都好过，而一旦宏观经济形势不好，则企业的日子都不好混。当前中国虽然面临着同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但却出现了企业的两极分化，一部分继续在发展，而另一部分则在不断沉沦。这种变化也表明，企业不再都是宏观经济周期的被动接受者，有一部分企业已经开始逆周期而行，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变化。
    具体来说，中国经济正出现以下五个方面的大分化：
    第一，企业绩效的大分化。一部分企业的利润率呈现上升趋势，2014年比2013年上升近0.94%；而另一部分企业却出现整体亏损，有近10%的企业连续两年亏损。在数据统计中，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的对比十分引人注目，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呈现严重的两极化。
    第二，企业盈利模式的大分化。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在盈利模式上截然不同的企业，一类是“速度盈利型模式”企业，即高度依赖宏观GDP增速的盈利模式；另一类是“质量盈利型模式”企业，即主要依靠内生能力，尤其是质量提升，而较少依赖宏观经济环境的增长盈利模式。其中，无品牌企业对宏观经济的波动非常敏感，而有品牌的企业则不太受区域GDP增长率等宏观环境的影响。
    第三，企业要素资源的大分化。一类企业完全依靠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然而当前劳动力工资增速已经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这使得靠低成本的劳动力要素获利的企业已经无法生存；另一类企业则不断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技能型劳动力对非技能型劳动力的替代正在大规模展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继续提升。
    第四，企业进入与退出的大分化。我们根据企业的注册年份、营业状态的指标，统计了所调查企业的退出状况。数据证明，企业的总体退出率为17.6%，其中黑色金属冶炼业等行业的退出率甚至达到40%以上；而食品制造等行业的退出率则仅为1%-2%，甚至有些行业还出现了大规模的进入行为。
    第五，企业创新能力的大分化。实际上，前面效益好的企业都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这些企业无论是研发投入的强度，还是研发人员的比重，乃至生产外包模式的改变等方面，都明显优于那些效益差的企业。虽然研发投入短期内并没有带来绩效的大幅度增长，但是基于学习效益的积累，它对其他创新产出的贡献和带动效益却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大分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以上五个方面的行为变化，更多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很明显，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简单的宏观刺激政策却无法决定企业的盈利状况。微观决定宏观，一个个原子式的企业的发展决定整体经济的发展，这才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基础所在。这种改变才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那种长期处于病态式的依赖政府刺激政策的发展模式。因而，这种大分化实际上是在告别一种落后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而另一种更可持续的、更高质量的、更加市场化的发展模式也正在酝酿成长之中。
    实际上，面对大分化的经济发展现实，并不是只有成功这一种未来，同时也有陷入失败的可能。在现有体制机制下，那些应该退出市场的企业，依然有着强大的体制性保护，还在不断蚕食和消化经济发展的资源。而一些热衷于寻租的力量，也依然在借助某些合法性的制度优势，不断挤出创新的资源。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资源的错配依然在阻碍创新的生长，低效率的体制也依然有着强大的路径依赖优势。
    中国经济是走向充满希望的质量型发展道路，还是沉沦于注定没有出路的速度型发展道路，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在大分化的经济现实面前的选择。这一选择的检验，就是来自于企业家精神的再造，以及对现有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