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园区里面上班生活的人们到底幸福不幸福？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定论。首先要从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因素讨论起，以往的研究将众多因素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类。其中内在因素包含了个体的性格、年龄等。Diener （1992）的研究就认为外倾性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即便当环境改变时二者仍然存在这样的关系。不管是独处还是与他人共处，独立工作还是与他人合作，在大城市生活还是小城市生活，也不管民族、性别和年龄有何不同，外倾性格的人一般都比较容易体会到幸福。Blanch和Oswald（2000）通过对美国和英国居民进行了近10万次的调查统计，耗时20年最终得出研究结论年龄会影响幸福感。具体影响关系成U型，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幸福感呈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另外，影响幸福感的外在因素包括文化、经济状况、工作特征、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等方面。在对企业员工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中，更多的研究集中在讨论工作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上。Clark（1998）认为失业者有着较低的生活满意度和较高的自杀趋向，并提出失业会降低人们的物质保障和自信心，是降低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原因。Iversen & Sabroe （1998）和Noer（1993）的研究也发现，当企业出现较大规模的机构重组或裁员时会促使在职员工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感，而降低幸福感，并提出了企业提高员工幸福感的方式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退休保障。Meyer & Ailen（1986）和Pierce（2001）的研究表明，当员工因为企业对其作出的承诺，或者员工拥有部分企业所有权时，因为对企业归属感的产生，使员工的情绪和心理产生对组织的认可，从而提升幸福感。通过文献研究还发现，那些影响幸福感的外在因素比内在因素更容易进行干预。因此，本文原意是将个体的工作生活环境作为比较容易被干预的一个因素，探讨受这个因素干预影响之下的员工的幸福感的差异。
    怎样比较简单直接的区分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呢？本文原意是将员工工作单位是否处于工业区作为区分的标志。工业园区的设置是通过行政手段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企业的大量集中，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在地方的投资，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但是，由于人为的划定一块特定区域作为生产建设专用区域，使得一些地方的公共配套设施不够健全，企业员工的日常生活受到一定影响，例如很多城市将产业聚集区设在远郊，导致企业员工上班时间拉长，企业周边可供居住房屋数量较少，增加的企业员工的住房成本和上班时间等。本文就是要研究政府干预情况下，人为设置的工业专门区域是否给企业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定不便，企业设置在专门的工业园区，是否为就职于企业的员工带来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体验。
    现在还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中即使工业区的配套设施都比较齐全的情况下，其员工的幸福感仍然低于非工业园区的员工，那么讨论必须加入三甲医院或者公立学校（幼儿园）的概念再区分。另外还需加入同行业的是否在工业区的企业员工幸福感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