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出厂前或制造环节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主要是企业的内部因素（人、机器、原材料、方法和生产环境）。通过对理论和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产品进入销售和流通领域之后，影响消费者产品质量评价的主要因素包括产品、消费者和社会环境三大方面。 因而，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评价，不仅与产品、消费者自身条件相关，还受外部环境的激励与约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创造“增长奇迹”的同时，产品质量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是20世纪90 年代以来，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对我国消费者福利造成较大损害，产品质量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可以续发展的公共安全问题之一（迟福林，2013）。关于产品质量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许多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政府监管、产业组织等角度对产品质量问题展开分析。归纳起来看，消费者之所以对产品质量评价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质量信息不对称和政府监管不力这两大外部因素。
    从信息角度看，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评价的高低与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程度有直接的关系（Akerlof,1970）。用“信息不完善”的理论似乎可以解释一切，但这种解释没有给出新的信息量，不能用“信息不完善”作为问题的解释因素（盛洪，1995）。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产品质量水平受制于经济发展因素的约束。均衡增长理论（Balanced Growth Theory）的主要观点就是“落后地区存在着生产与消费的低水平均衡状态”，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必须打破生产与消费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使区域经济获得均衡发展。产品质量的进步和提高，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个相伴过程。经济理论研究已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质量的需求越高，就会促进本区域产品质量的提升。如此类推，作为产品的使用者——消费者，他们对产品质量的评价也受制于经济发展因素制约。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需求指的是有购买能力的需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产品意味着厂商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消费者也必须支付更高的货币代价。对于单个消费者来说，其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所消费产品质量的高低，也会影响其对产品质量的评价。从区域层面看，对于一个区域来讲，众多消费者对某类产品质量评价直接影响了该地区出售产品质量的评价水平。该地区居民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越大，越会促进本区域产品质量的提升。研究表明，消费者一般对来自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产品质量评价较低。这一结论与南北贸易动态模型、均衡发展理论相一致：由于在收入、技术等方面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生产和消费质量较高的产品，而发展中国家生产和消费质量较低的产品。也就是说，其他条件一致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消费者认为该地区是高质量产品比较集中的地方，即是对该市场中的产品质量评价也较高。我国学者文建东（2012）、程虹（2013）等提出产品质量问题更多地与生产力有关，受制于经济发展程度和收入水平。韩会朝、徐康宁（2014）指出，在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并不高的现实背景下，高质量产品不管是在市场需求还是在供给层面都存在一定的瓶颈。因此，要解释我国消费者产品质量评价不高的问题，只考虑企业和消费者因素，而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宏观因素，是不能找到提升产品质量水平的根本解决方案的。
    同时，我国目前正处于特定的体制转轨和市场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各地区的产品质量发展也是从不同的起点上起步的。由于我国存在着广泛的群体差异，对于性别、文化程度、收入、区域不同的消费者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他们产品质量评价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由于高质量的产品一般具有较高的价格，收入水平越高的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具有较高的偏好；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对低质量的产品具有较高的偏好。中国乳制品质量安全标准，之所以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其原因就在于不同收入的人群，对最低标准的设立有着极为不同的要求；对校车安全标准的争论，也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关，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对最低标准的设立就有极大的差距。目前来说，我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评价呈现“多层性”特征（程虹，2013），某些区域的产品质量水平消费者认为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对于出现较为严重质量安全事件地区的产品质量评价不高。罗连发（2013）认为，我国居民对所消费者商品质量水平的评价呈现出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农村所消费产品质量评价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对消费者产品质量评价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性别、城乡居民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