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市场始终是宏观经济变化的基础。无论是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还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其理论分析皆是以微观为基础的，即是研究单个经济主体在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市场。在考察一个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时，福利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也均立足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微观经济主体。通过价格和交换机制，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最终将出清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均衡。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发生“滞涨”之后，经济学越来越关注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理论的兴起就是这一趋势表现。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对把经济学分割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只有一套而非两套。以国民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学，必须通过分析微观市场的行为才能获得相关结论。同样，属于宏观经济问题的经济发展质量，其基础必然也是微观市场，即是生产和销售产品的企业，交换和消费产品的消费者以及由此构成的市场。因而，经济发展质量必须建立在微观产品质量的提高基础之上，没有这些微观质量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宏观经济质量的提高，没有哪个国家能替代无数的自由企业来焕发经济活力、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的（埃德蒙•费尔普斯，2013）。
    经济发展的接续动力来自于微观主体供给能力。经济增长有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一是即是微观增加供给的增长，宏观扩大需求的增长机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的经济政策普遍是进行“需求管理”，即是通过扩大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需求管理政策虽然在世界各国取得了一定成效，帮助一些国家走出了经济衰退的阴影，但是无法解决经济“滞胀”的难题，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往往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和负债式增长。数据显示，我国2012年全社会债务率（杠杆率）高达215%，近十年来的全社会债务率（杠杆率）上升了40个百分点。当前我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也即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带来的问题（张茉楠，2013）。强调供给边的经济发展政策重视微观主体的激励，鼓励技术创新，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它并不会导致生产过剩。供给学派认为在一个充满稀缺性的世界中，商品的过剩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缺乏创造性的生产，如果存在过剩，也只是“劣等品”的过剩。高质量的产品永远是稀缺的，高质量的产品能够创造出新需求，从而支撑经济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面对我国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的动力逐步衰减的问题，只有通过供给的管理，着眼于经济中长期要素的改善，宏观经济才能有获得持续动力，因为自动创造需求的长期供给才是决定宏观经济潜在增长轨迹的关键。
    优质优价的微观市场机制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由于劣质商品“隐藏信息”的存在，优质商品和劣质产品的价格不能得到有效区分，劣质商品将把优质商品逐出市场，从而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市场将慢慢萎缩甚至消失（Akerlof，1970）。我国自“九五”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以来，转型进度非常缓慢，原因在于体制性障碍，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吴敬琏，2013）。激发国家的经济活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来源，就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市场除了调节资源配置从而实现供需平衡外，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优胜劣汰、实现对优质产品的发现。优质产品如果能够在市场上获得高价格，就能激励好质量的提供者不断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向优质产品的生产者，从而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要素的产出率（程虹，2013）。国家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具有能够对生产主体的优胜劣汰的微观市场机制，使宏观经济建构于无数的提供优质产品的微观主体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