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追求速度与数量为核心的传统经济增长观，开始被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并使得一些国家经济面貌有所改观。但7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认识到强调速度的增长观是不可取的，逐渐意识到经济增长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增长数量，另一个是经济增长质量。获得1971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在给经济增长下的定义中，就强调了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统一。从现有的文献看，对经济发展质量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类观点。在这两类观点中，一类是从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来看，将经济增长质量理解为经济增长的效率，它是指资源要素投入比例、经济增长效果或经济增长的效率,也就是进行经济活动时所消耗和使用的要素投入与经济活动总成果之间的比较（卡马耶夫，1977；王积业，2001；钟学义，2001等）。另一类认为经济发展质量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而言的规范性价值判断，是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稳定性提高、结构优化、分配公平、环境与资源的承载能力共同提高的结果（李京文，1996；温诺•托马斯，2001；Robert J.Barro，2002等）。
    依据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分析，即通过对影响经济增长各种因素的分析，定量地计算出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或产业的要素产出水平，进而得出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因素。因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分为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叫效率或技术进步率）。依靠要素（投资、劳动力和土地）投入驱动的增长是粗放型增长方式，靠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的经济增长，被称为是效率增长或有质量的增长。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表明，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逐步递减的，而科技、知识、管理等创新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Solow，1957）。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经济发展（增长）质量影响因素的主要研究有：
    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美国经济学家J. W. Kendrick（1961）提出，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是由全部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共同引起的，并指出无形投资（对教育、研究、训练方面的投资）、资源配置、技术革新的扩散程度、资源质量和生产规模变动都是影响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丹尼森（1962）运用统计方法对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进行了量化研究，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要素投入因素，包括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和资本投入量的变化；另一类是要素生产率因素，包括技术进步、管理优化、知识进展等。罗斯托（1959，1970）作为创新理论的奠基者，认为经济发展呈阶段性的特征，引起经济阶段性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的创新。当新技术被有效地应用于经济时，会形成“创新”浪潮，使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库兹涅茨（1985，1989）通过对美国、英国等十几个发达国家100多年来的统计资料进行分类研究，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三个方面：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知识存量的增加。Chenery（1989）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得出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变动规律，指出产业机构的合理性及其优化升级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并通过工业化多国模型，揭示了需求和技术进步两大基本决定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学者Romer（1990） 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依靠技术的进步（含制度的创新），短期的经济增长依靠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世界银行出版《增长的质量》（托马斯等，2000）的研究报告认为，在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一个社会需要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中产生最大的收益，将这些方面的增长综合起来，就可以带来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我国学者李岳平（2001）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可用增长源泉、稳定性、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增长代价六大类25项指标衡量。戴武堂（2003）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主要有：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任保平（2011）提出，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体系由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方面构成。
    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已意识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就是市场的商品提供能力的长期提高（西蒙•库兹涅茨，1971；卡马耶夫，1977）。但是，自此以后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大量研究却越来越偏重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结构调整、福利改善等方面，而对构成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础——产品的微观质量涉及偏少。
    所谓微观的产品质量，是指一、二、三产业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具体质量状态。首先，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不带有普遍性和现实性。目前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全要素生产率领域，同时在全要素生产率中，又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对于微观市场来说，技术、制度等创新要素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拥有的创新要素，教育和人才的作用对于企业而言具有长期性（程虹等，2013）。其次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来优化经济发展质量本身就偏宏观性。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经济发展质量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经济结构的转化可以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在生产要素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将低效率的生产要素转移到高效率产业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对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化来优化经济增长质量。这就表明，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质量。这就暴露出了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研究的最大制约因素，即微观经济基础的缺陷。反观保持经济长期相对稳定增长的德国，一向重视产品质量的德国依靠先进制造业的支撑，形成了明显的抗金融风险能力：仅在 2011年欧债危机和世界经济降温的双重压力下，仍实现了3%的经济增长；2014年1月德国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55.5，连续第九个月处在荣枯分水岭50上方，并创下2011年6月以来最高。可以说，经济发展质量就是微观质量的加总。正是注重微观的产品质量的制造业，才支撑了德国宏观经济质量的持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