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仍然不高。2013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中初中学历及以下学历约占七成左右。仅从教育的货币收益，似乎难以解释我国农民的教育投资行为。是否是教育未能带来收入以外的其他收益的提高，进而导致农民的教育投资仍然不足呢？针对这个问题，我在学术期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7年第1期）中的《教育程度提高了农民工的幸福感吗》这篇论文中，针对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其幸福收益进行了实证讨论。
    根据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CEES一手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和健康的满意度的影响，均为负向效应。这一实证结果与教育会带来的“消费性价值”，以及教育会提高健康水平等研究有一定的差异。为什么对于农民工而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反而没有使他们的幸福感得以提升呢？有可能是随着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未必为其带来福利水平的提高，进而使得教育对幸福感产生了负向效用？
    因而，本文又实证检验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工资、加班时间、职位晋升、长期合同、社会保险和城市融入感六大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对农民工工资和社保水平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加班时间、职位晋升和城市融入感均有一定的负向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教育对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却对非经济性的福利具有明显的负向效应。 具体看来，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加班时间随之减少，但却对幸福感产生了负向作用。结果表明加班对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正向作用，也就是说农民工更愿意加班。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从事非农生产，大部分人在所工作的城市并没有和家人同住，对闲暇时间没有明显的偏好，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他们更愿意加班，进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但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民工的加班时间相对较少，加班时间的减少意味着经济收入的减少，因而就对其自身的幸福感产生了负向效应。
    第二，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职位晋升的概率随之降低，因而对幸福感产生负向作用。现有研究已证明，相比农民工，在同等条件下，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镇职工不仅可以进入较好的行业，而且即使在相同的行业也获得更高的收入。我国目前较高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壁垒，导致较高教育水平的农民工，在同等条件下较难被提拔进入高收入或更好的岗位，进而就会造成他们对所从事的低收入岗位产生不满意或不幸福感。
    第三，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不升反降，进而对幸福感产生了负向中介作用。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对工作生活的期望更高，由于出身于农村，他们也更倾向于留在所工作的城市。但是无论是从政策空间和居住成本来看，农民工留在所工作城市的成本都非常高，这些现实的压力使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较低，进而就导致他们对现有工作生活产生负面的评价。
    因而，可以说，目前我国农民工对自身受教育程度的投资，并未同步产生相应的幸福收益。其原因在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加班时间（或劳动强度）随之减少，同时职位晋升的可能性和城市融入感也会下降，这些因素的负向作用超过了农民工所获得福利的正向促进作用，因而就导致了教育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总体负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