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能够提高幸福感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一致。早期在国家层面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民平均教育年限更高的国家，获得的整体幸福感也更高，这种比较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为显著。随后学者进一步考虑了国民收入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发现在发达国家的群体内部，国民教育程度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并不显著，教育并不能使国民幸福感提升。后来更多学者从微观视角研究个体的教育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其中的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相较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而言，更容易产生焦虑等情绪，表现得也越不幸福，因此提出教育与幸福感的悖论；另外有一些学者做了更为精细的分析，认为教育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早期的教育会显著使个体幸福感提升，但是达到一个峰会后（通常是在高中左右的教育程度）又会显著地降低；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倒U型的基础上，教育与幸福感可能还存在着“翘尾效应”，即在教育程度较高的阶段（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幸福感又随着教育显著提升。当然，也有学者从异质性的角度分析了不同人群特征、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背景条件下的幸福感问题。

从以上的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与幸福感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特定的关系，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也有逆向的抑制作用。关于教育对于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机制，现存的研究主要揭示了两种途径。第一种是教育的经济效益途径，即教育会显著的提升个体的经济收益，经济收益的增加则进一步明显提升个体幸福感；第二种则是教育的认识效应，即教育会改变个体对世界的认识，形成更容易获得幸福感的心态与价值观。而关于教育对幸福感的负向机制也表现为两种渠道。第一种是教育会提升个体的预期，从而进一步加大预期与实际之间的差距，进而降低幸福感；第二种是教育会增加个体的工作时间与负担，更容易使人在工作中产生压力与焦虑感，从而影响其幸福感。

教育与幸福感是一个比较老的研究话题，以上就是关于这一话题的主要研究状况。近些年，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因为它们之间关系的挖掘与机制的解释已经比较清晰。

但是最近，我们想就这个旧的话题做出一些新的文章。教育通常我们将它作为个体的能力的代理变量，但其实教育并不等同于能力。更为准备地说，教育是个体获得能力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设置一个能力变量作为中介变量，来进一步剖析教育通过具体能力提升进而影响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在此之前，我们做过一项比较有意思的研究，就是初步构建了幸福能力的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证测评。基于先前的基础，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整理出一研究清晰的研究逻辑，即教育在不同情境下如何作用幸福能力，进而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我们运用前期在深圳收集的个体幸福感数据初步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比较符合预期，也非常稳健。

这样的研究很明显有别于现存文献的思路，我们首次打开了教育对于幸福能力的作用机理，是具有创新性的。通过教育对幸福能力作用过程的量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对于幸福感更为深入作用机制。将这种作用机制与先前的经济效益、认识效应、预期效应等机制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获得更为有意思的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