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5日，《长江商报》记者专访了我院院长程虹教授，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长江商报消息 武大学者程虹 新书《中国质量怎么了》出版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程虹的新书《中国质量怎么了》最近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直面中国质量的真相，深挖各种质量事件背后的秘密，理性思考质量安全问题的深层治理。

    “相对于质量供应方的主体而言，绝对不能缺少的是质量需求方。问题的可怕之处就在这里，我国现在众多的消费者都自愿性地放弃自己在质量和标准选择上的权利，并且要求政府来承担市场上所有产品质量和标准的安全性监督。”程虹对本报记者说，中国消费者质量自觉之日，就是中国质量全面振兴之时。他以此书寄托了自己的一个希望，那就是：人人都是中国质量的建设者，那些质量安全事件的受害者能够变成治理质量的主人公。

    他在书中专辟一章谈“质量与数据”。他认为，质量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而中国的消费者非常缺乏有效的质量信息和数据，常常是盲目地进行消费。“这除了消费者自身的原因外，更重要的责任，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社会没有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全面的质量信息和数据。”

    在程虹看来，现在很多人都愿意搞慈善，但慈善的领域并不仅仅局限在扶贫，为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或免费的质量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慈善事业。

    程虹，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宏观质量研究》杂志社总编辑。开创了“宏观质量管理”学科领域，出版了《宏观质量管理》、《质量统计与分析》等多部专著，在《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等权威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访谈

    错误地理解质量，会让人产生恐慌，甚至绝望

    长江商报：质量在中国已是街谈巷议的话题。您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
    程虹：我想书名就给出了答案，显然要解释中国质量到底怎么了，看它陷入了什么样的谜局，后面产生了哪些问题。质量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国家统计局颁布了过去十年的人口寿命统计数据，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10年前提高了3.43岁。如果说食品质量像现在说的不能吃不能喝，寿命怎么会增加？中国在前年就是第一出口大国，产品大量被欧美、日本购买。一个大家都愿意购买产品的国家，却说它的质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这也说明，我们对质量到底怎么了的判断出了问题。质量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不正确地理解它，会让很多人产生恐慌，甚至绝望。作为科研者，我们有义务探讨这个现象。

    长江商报：最近，电梯事故、镉超标大米事件又刺痛了人们的神经。您觉得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质量安全事故？
    程虹：我们首先要对这些事件本身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比如电梯有时几年不出事，有时几天出好几件事。但根据统计数据来判断，总体上说，我国电梯出事故的概率并不高。镉超标大米事件真相也还在调查之中，我想不是农户故意添加的。质量安全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国外的质量管理者和消费者也从来不认为在他们国家有什么质量神话。我在书中举例，美国每年因为食品而发生感染的人数都以千万计，日本前几年有丰田汽车“刹车门”质量安全事件等等。质量安全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情感和道德要求问题，而是一个全人类所必须面对的风险问题。我们只能尽量去降低这个风险。

    治理质量的最简单办法是举报有奖

    长江商报：那从深层来看，这些事件暴露了哪些问题呢？
    程虹：这暴露了中国质量体制有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要求政府承担全部责任，而质量问题不应该也不能单靠政府。其实，消费者本身是有责任的。比如，电梯上往往有安检合格的标识，而且下面特别标明是国家的监管部门印制，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每一个乘坐电梯的人都会认为它的安全就该由政府负责。但实际上电梯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它的实际运行管理者。实际上，社会公益性组织也需要发挥作用。

    阳光、公开是保护质量安全的最好手段。但公开很难，要有成本的。美国就有个很好的机制，举报有奖。在我国，对于造假，生产工人可以举报，但他们常常不会去举报，因为划不来。治理质量的最简单办法是举报有奖，而且如果将奖励和处罚加重到100倍最好。

    长江商报：上个月，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了2012年度《中国质量观测报告》。您认为，哪些结论值得注意？
    程虹：这个报告再次证明了市场竞争充分的领域，质量才会好。据我们的调查，中国的产品质量最好，其次是服务领域，再次是工程质量。环境质量最差，消费者满意度最低。还有，很值得关注的是消费者自身的素养需要提升。当你指责质量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也是不好质量的提供者。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做旁观者、批评者，要做中国质量的建设者。

    长江商报：您在书中谈过这样的观点，质量和标准是由消费者来最终选择的。
    程虹：第三点需要关注的是，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特别是乳制品、小吃很不放心，其实，小食品作坊作假者也不是天然就做质量不好的东西。产品的质量与买卖的稳定是有关系的，那些小作坊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常常面临着因为社会大拆大建而带来的到处搬的动荡，他们在一个地方可能做不了几天就拆掉了，导致光顾他们的顾客也大多是陌生人，在这种几乎是一锤子买卖的情况下，小作坊主的信用意识自然就差很多。熟人顾客对商家来说，就是一种质量的监管者。本报记者 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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