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挑战与机遇，传统的依靠资源消耗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在改革的大背景下，质量是驱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核心要素之一。这个判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明：
    第一，用质量驱动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是发达国家一直以来的基本经济规律。
    这个暑期，我们武大质量院到欧洲进行经济发展质量的考察，主要是对德国和瑞士的考察。我们正在和德国经济研究所，开展一项跨国的经济发展质量比较研究，德方的专家介绍，德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一枝独秀，之所以能够在整个欧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还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并不是德国的宏观政策或政府能力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因为德国在百余个制造业行业中，质量水平都居于世界第一位。无论经济怎么波动，这些质量卓越的产业，都能够有强劲的需求，而且价格也是持续上升的。德国的经验证明，好的产品质量是逆经济衰退周期的，即使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依然还是有市场需求，只不过市场需求下降了，在这种需求下降的背景下，好的产品质量，依然会被市场所接受。瑞士多少年来除金融业外，一直都专注于食品、纺织面料、机械加工、手表、精密仪器制造等这些所谓的传统产业，就是这些传统产业，支撑着瑞士成为人均收入超过8万美元的国家。我们国家很多实验室大量的检测等精密仪器，都是来自于瑞士。德国和瑞士的经验一再证明，世界上没有什么传统产业，只有质量落后的产业，即使是最传统的食品产业，只要质量好、质量安全能得到保障，都会有好的发展。我国婴幼儿乳制品行业的被动局面，就证明了质量好会导致经济的兴旺，质量不好会导致消费的衰退，甚至一个产业的消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格罗夫在他的经典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中，就提出不好的质量会使消费者对产品产生普遍的不信任，甚至会导致这个行业的消失。
    第二，要素产出理论也可以证明质量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投入要素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证明，这些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低，贡献更多的是来自包括质量在内的管理、科技、知识和创新等要素。我国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质量上最大的差距就在于，简单的依靠劳动力等传统要素，而质量等创新要素的贡献率偏低。全要素生产率包括了管理、技术、人才、制度、文化等多个要素，在所有这些要素中，质量都是这些要素普遍的内在属性，无论是哪一个要素都离不开质量。可以说即使是科技要素，如果不能有效的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那么科技也不一定能转化成生产力。无论经济学、管理学对企业的增长有多少个模型，在这些模型当中，一个企业的文化，也就是价值观，特别是质量的水平，都是决定这个企业发展最一般性的因素。美国总统质量奖的卓越绩效评价标准，之所以将企业的理念、愿景和价值观作为重要的质量评价内容，原因就在于此。虽然，全要素生产率下各项要素的贡献并不能完全细分，但质量和文化是这其中的基础，在科学理论上是有广泛共识的。
    第三，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同样能证明质量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产品的过剩是一种必然。在买方市场的约束下，企业的需求能够得到实现的根本原因，除了技术创新这些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其在同行业中质量水平的高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产品的同质化越来越明显，在同质化的产品中，质量是最重要的稀缺资源。苹果公司所进入的手机领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领域，供应也大大的过剩，但就因为苹果追求每一个细节的卓越品质，尤其是坚持质量的创新，在技术并没有突出优势的情况下，却创造了iPhone 5s/5c在9月20日上市后首周末的出货量达到近1000万部的惊人业绩。实际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即使在最传统的服装、箱包等领域，LV、GUCCI等一些企业，也是靠卓越质量而获得成功。
    综上所述，无论是各国普遍的经济发展经验，还是微观的企业竞争能力，以及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析都能证明，未来我国经济的升级版，必须建立在依靠质量驱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要使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建立在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就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和制度改革。
    1、发挥市场在质量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质量最基本的是市场属性。质量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需要的能力，它是产品和服务的一种内在性能。质量不能离开具体的产品和服务，而产品和服务是由企业来供应的，质量当然也是企业供应产品中的内在属性。从市场的需求来分析，质量是由消费者来选择的，因而质量的主体与市场的供求关系一样，也是由企业作为供给方和消费者作为需求方来共同决定的。基本理论的分析可以证明，离开了市场根本不可能有质量的发展，质量从根本上来讲是竞争出来的，家用电器行业作为我国最早开放的领域之一，目前总体上达到世界先进质量水平，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改变政府监管方式才能确立企业的质量主体地位。我国现在质量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企业没有真正的承担质量的主体责任。思考这一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的全过程质量监管模式，阻碍了企业主体地位的确立。如果一个产品的生产许可，特别是事前的许可，包括质量的合格评定，都是由政府来确认的，那企业怎么会有积极性在政府都认为是合格的情况下，再有内生动力去追求质量安全的管理呢？比如，一部电梯的使用，都要挂上政府所确认的“安全检验合格”的标识，那作为电梯安全运营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不可能再去认真的管理这部电梯。广东确立电梯的使用和所有者单位，承担电梯安全的首负责任，就是让使用者自己去挑选更好的电梯维保和检验单位，来提高电梯安全的运营能力，政府则主要承担监督和对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理。这样，政府就成了质量安全的监管者，也就是“警察”，而不是电梯安全运营的“保姆”。小电梯，大道理，我国质量安全监管应该大幅度减少事前的行政许可和审查，而主要扮演制定质量安全标准，并对违反质量安全的企业进行处理的角色，将质量安全监管主要放在事中环节，尤其是事后环节上，只有这样企业才既有动力，又有压力，去提高自己的质量安全水平，承担好质量安全主体的责任。
    大力发展质量服务产业。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消费者和生产者在质量的地位上是不对称的，要解决庞大的产品质量信息的甄别，提高消费者的识别能力，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质量服务产业的发展。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企业的产品往往都要经过有权威、有信用的质量检验检测机构的认证，这些机构发挥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重要的质量中介职能。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质量中介组织缺乏，质量服务产业的不发达。我国大量的质量技术机构，目前主要是政府的附属物，这些事业单位性质的技术机构，数量多、规模小，既没有综合性的与国际竞争的技术能力，又缺乏自我信用的约束机制。尤其是国外质量技术机构在我国增长速度非常快，垄断质量评价话语权的意图非常明显。所以，要加快我国各政府部门所属技术机构改革的步伐，除保留少部分政府监管所需要的政府实验室外，大部分技术机构都应该转制为企业性质，并通过集团化的方式，打造规模化的质量技术机构，特别是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本土的质量服务集团。让这些规模化的质量技术机构，通过市场的技术服务，为国家，特别是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质量中介信息，完善我国市场竞争的秩序。
    2、立足政府的宏观质量管理
    构建政府综合性的质量管理体系。我国目前的政府质量管理，实际上是各个部门的分散管理，尤其是质量决策、执行与监督之间，缺乏有效的制衡。如我国交通工程的质量管理，一个部门既管工程标准的制定，又管工程的建设和质量监理，同时还管工程的质量验收，就是这样一种单一部门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体制，必然导致缺乏有效的质量外部约束。因而，要成立国务院质量综合管理部门，或国务院质量委员会，主要履行国家质量规划、标准制定和重大国家工程与项目的第三方监督职能。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量与环境问题一样，将是一个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性问题，这就更需要成立具有综合协调能力的综合部门，建议组建国务院“质量管理部”，强化质量综合管理的职能。
    构建政府系统性的质量管理体系。所谓政府质量管理，就是基于标准的一致性管理。我们武大质量院所做的《2012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可以证明，我国存在严重的二元质量，尤其是供应给农村的产品，质量明显落后于城市。另外，大量假冒伪劣产品，也都是由于质量没有进行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管理而导致的。从美国FDA、CPSC的经验可以看出，重要的政府质量管理部门都是实行的垂直管理，只有垂直管理才能保证一个国家质量管理的一致性。因而，我国政府的质量管理，也应该加强自上而下的系统管理，在目前的行政生态环境下，将过多的质量监管权放给地方政府，有可能助长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我国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影响我国统一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因而要保持和优化我国政府质量管理部门，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
    构建政府专业性的质量管理体系。政府对质量的管理，必须依靠相应的技术手段作为支撑，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标准、合格评定、计量与大数据的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政府任何的质量管理都是基于标准的设立，并确定标准的合格评定方法，对标准也必须有不断的基础计量等方式的科学衡量，同时还要基于不断出现的新的质量风险因素，并将其转化为新的标准和计量衡量方式。因而，政府的质量管理要综合性的运用这些手段，如果这些专业手段不能得到综合性的应用，那将会带来质量风险控制的减弱。如我国相当一部分质量技术机构，标准、检验与合格评定相互脱节，所以导致质量信息的不准确。
    3、强化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
    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我国企业要提高质量能力，基础之一就是标准能力的提高，尤其是反映产业和技术变化的标准，更是企业创新的前提。然而，我国现有的标准体制，基本上是政府的单一供给，不可能满足产业和技术变化的多样化标准需求。因而，要改革我国的标准体制，将政府单一的标准供给，改变为市场、社会和政府的多元供给。政府的标准主要立足于安全、健康、环保等公共性和通用性领域，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到标准的制定中来，形成以自愿性为主的团体标准，让这些团体标准中的企业主体通过标准的创新，来引领和促进产业与技术的发展。另外一个方面，武大质量院对10多个省200多家企业的调查表明，企业对已有国内外标准的文献和信息有大量的需求，这是企业“走出去”和提高竞争力的必然需要，要一个企业能掌握全球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标准，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需要政府的公共供给。因而，要转变我国各级政府所属标准院的职能，将标准院改成各级政府的标准馆，主要的功能就是免费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质量标准的公共服务。
    提供面向公众的质量服务。质量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靠企业也不可能抓上去，现在影响我国企业质量的一个重要外部约束因素，就是缺乏大量高质量的职业技术人才。因而，我国应该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面，放到培养大量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上，改变社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各项政策歧视，为企业的质量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才供给，这是德国、日本等国质量发展的普遍经验。另一方面，应该加强对消费者发挥质量监督作用的制度供给，通过制定鼓励消费者举报企业质量安全问题的“吹哨者法案”，让每一个企业都能受到消费者，特别是内部员工质量举报的压力，尤其是要对举报者给予充分的物质激励，让更多的人成为质量的监督者，弥补政府质量监管资源的不足。另外，要鼓励社会组织为消费者提供公益性的质量安全信息，对消费者进行质量安全知识和质量素质的教育，通过提高消费者的质量素质，来更好的约束企业。
    维护在全球竞争中的我国质量安全利益。我们前不久在WTO的调研表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非常重视WTO/TBT-SPS等技术手段的运用，这也是WTO认为目前最为有效的国际贸易治理方式。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不断的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取得产业竞争的优势，并对我国的产品设置大量的技术性壁垒。我国应该大力加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这些技术壁垒的设置往往保护的是我们国家一个行业的所有企业，因而要加强力量设置我国多个行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技术性法规、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的方式，保护我国的产业利益。比如，我国大量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都没有真正的进行进口的质量安全检验，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必须通过设置相应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来保障我国的进口安全。这些技术性壁垒的设置和反制，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涉及到一个国家所有企业的利益，只能是加强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投入。
    最后，近些年来我国的科技投入有大幅度的增加，包括一些重大专项，投入都以数亿元来计算，虽然这其中也有一些与技术相关的质量研究和科技公关，但毕竟不是专项的质量科技项目。质量领域有很多共性的技术和方法，在约束着我国质量水平的提高，这些都需要政府的专项公共投入，包括技术机构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质量监管经费的全额保证，特别是质量专项的技术攻关，更是有必要设立国家层面的常态性质量专项，让企业、高校、科研单位都来申请国家质量专项的科技攻关项目，以此来推进我国质量管理技术和方法的提高。当然，加强政府的质量考核、政府质量奖等公共措施，更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第2季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