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对企业来说就是成本不断上涨，需求增长乏力的现实挑战。但是同样是新常态的外部环境，我们看到的景象并不是哀鸿一片，而是呈现出了大分化。有一个行业我想最能够说明问题，那就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接触到的餐饮业。餐饮业发展的大环境，像其他多数行业一样进入到低速增长的新常态，5年之间行业整体的增长速度从18%下降到了9.7%，几乎下降了一半。但其中，一家餐饮企业逆势增长——我们可能都熟悉的海底捞火锅，而另一个则悄然地退出市场，就是我国第一家上市中餐企业——湘鄂情。
    这两家企业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都创立于90年代初，海底捞是1995年，湘鄂情是1995年；都是全国的连锁餐饮企业；都是草根企业，都是从一家小餐馆开始；就连他们的老板张勇和孟凯，也有着惊人的相似点，都是普通工人家庭，学历都不高，一个是高中，一个是技校，都是不甘于国企稳定的工作，下海经商。但是他们的命运却在2014年发生惊人的分化，海底捞的门占数量经历了成立以来最大幅度的增长，增长了30%，而湘鄂情却出现了巨亏，甚至在一年之内迅速地退出了市场。
    海底捞和湘鄂情两家企业不同的发展命运，有很多的原因可以解释，但是为致命的还是企业家精神的大分化：一种是海底捞所体现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而另一种则是湘鄂情所体现的制度型企业家精神，我们先不分析这两个抽象的概念。可以先看一下他们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我认为，两家企业关键的差异在三个方面：盈利来源，产品战略和资本战略。盈利来源，创新型企业家，主要的定位是要来自于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创造，海底捞的价格偏高，但是消费者都觉得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值这个钱；而湘鄂情所依赖的盈利来源完全是公务消费的刚性需求溢价，去湘鄂情消费的顾客，一般不是对价格敏感的群体，他们最关心的是场面，因此他们把酒店装修得极其奢华。一盘青菜在他们那里可以定价到上百元，为什么能够定这个价格？因为有公务消费刚性需求。谁更靠谱呢？一比较就很清楚了。第二个是产品策略，创新型的企业家，成天思考的是如何改进和创新自己的产品，是非常专注的，我想成功的企业家都有这个特点。而制度型企业家，则成天思考的是如何通过制度的寻租来赚钱，租金的根本来源是垄断，更准确地说是政府行政力量的垄断，高端公务消费的租金来源是“跑部钱进”，而大数、光伏产业等则是政府积极补贴的行业，事实证明依靠这些租金来生存的企业基本上都失败了。第三个是资本战略，所谓资本战略就是要让企业能够通过投资赚钱。创新型企业家主要的精力在于提高产品价值，对于资本的扩张是极度审慎的，这也是海底捞为什么现在一直在仔细盘算是否上市的原因。而制度型企业家，其主要是因为套利而存在的，最大的套利机会就是在资本市场，制度型企业家偏好于通过投资来赚钱。
    从某种意义上说，湘鄂情有着更为高大上的出身，起步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深圳，发家于我国的经济、政治绝对的中心——北京，还有着资本市场的有利支持，最终却在市场竞争中落败。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新常态下企业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把发展的根本落实在价值创造上，而不能将制度的套利作为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