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最早是从2006年开始推行电视问政，目的是为了治理公务员在行政过程中的“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现象。民众能够通过一个平等公开的平台来质询官员，询问政策及落实情况，这既是一种理念转化为行动的进步，更开启了参政议政的良性互动之风气。光是2014年上半年，“电视问政”就问责189人，局级干部4人。作为武汉市治庸问责的重要手段，“电视问政”分为问政曝光、问责整改和群众打分三个环节，能够做到直接曝光问题，有得被问责领导甚至当场被免职，问政后，相关部门和单位相继采取措施，问题得到解决。近几年，电视问政在各地兴起，确实对于提高行政效率，树立政府良好形象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尤其是第一个实行“电视问政”的武汉市，已经在每年年底形成了“考核”的传统。2012年底的电视问政现场，因为江岸区的汉口火车站出现的黑车强拉客的情况两年问政都没有得到解决，江岸区区长当场被主持人质疑到下不来台；面对群众提出的武汉市电动车乱上牌的问题，交管局长被问的满头大汗；2012年最大的爆点是电视台曝光的武汉市黑心卤味作坊，食药局局长不仅当场鞠躬道歉，当晚电视问政一结束，武汉市副市长就带领执法人员查封了报道中的卤味作坊。随着市民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的提高，武汉市从2012年中旬开始还进行了电视问政的“期中考试”。刚刚过去的2014年6月的电视问政中，曝光的73个问题，全部调查处理完毕，共问责189人。其中，局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64人，科级及以下干部121人；给予党政纪处分46人，组织处理143人。
    我们发现，“电视问政”丰富了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并能够促使行政官员行之有效的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一直以来，行政机关慵懒的作风被称为“机关病”，这种普遍存在的“机关病”是导致行政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电视问政”的推出，实际上是倒逼干部作风建设的一种举措。这也不由得让我们产生一种疑问，既然能够马上就办，为何非要等到问政才去办？比如南宁市长堽路三里、良凤江桥影响市民出行的问题，此前经市民多次强烈反映，仍久拖未决，一旦上了电视问政，问题就很快得到解决。试想，如果解决举措能够完成于市民反映后不久，而不是电视问政之后，群众满意度肯定要高得多。武汉市副市长坦陈，这说明政府工作人员还没有充分落实自己的职责。
    另外一个问题，在群众眼中，电视问政就好像“西药”，治病见效快。诸如下水管破裂臭水四溢、车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车困难、河水污染等问题，只要上了电视，几乎一“问”就灵。但作为鞭打懒牛的一种手段，电视问政毕竟不能当作“常规武器”。更多的要靠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用制度规范履职行为，要靠纪检监察等监督机关的严格监督和问责。
    总之，“电视问政”作为提高行政质量的手段，目前来看效果很好。“电视问政”的场合及公民主动参政议政的行为逻辑，对官员同样是一种训练，对他们手中的权力则是规范和约束。只有当权力受到有效的制衡及督促，政府部门才会更用心的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提升办事效率，科学合理地进行管理部署。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要想使“问政”“问”出问题，“问”出成效，关键是要完善监督机制，使官员感到无时不在的监督压力。目前，采用“电视问政”等形式问计于民，应该说是政府部门放下身段，与时俱进的表现。但要将“治庸”向纵深推进，实现常态化，各级政府还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要通过切实树立服务意识来带动自身职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