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和几位老师同学一起就企业政策的选题进行国际论文的思考和写作。经过讨论，我们首先对我国企业政策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对企业政策类型进行分类研究。在文献的收集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企业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因时因地不同，因此可以从多个角度、根据不同标准对企业政策进行划分。乔虹（2000）将针对所有企业为的政策称为“一般政策”，认为企业政策根据内容的不同具体可分为劳动政策、金融政策、交易公开化政策、诊断指导政策。吕学朋（2001）将企业政策分为法律支持政策、组织支持政策、财税和金融支持政策、出口支持政策、技术创新支持政策。池仁勇，许必芳（2006）将其分为八大类，即组织扶持政策、产业扶持政策、创新扶持政策、金融扶持政策、财税扶持政策、社会化服务政策、基础政策和其他扶持政策。张泽波（2010）将企业政策分为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支持、技术创新、市场开拓与国际合作、社会化服务。李丹（2010）将企业政策分为融资服务、法律法规、行政管理、财政、技术创新。唐晓云（2012）将其划分为组织结构、金融政策、商业创新支持政策、人力资源政策和法律政策。学者们对企业的政策分类存在多种划分方式，而我们的研究主旨是为了通过实证发现政府的命令性质或者扶持性质的政策分别对企业的影响，因此必须对政策的属性分类。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为止，国内尚未出现权威、统一的中小企业政策分类标准。
    而按照公共政策学家洛伊的观点，认为可以根据预期中的政策的社会影响对政策进行分类，即政策对社会的影响是作用于个别的组织、地区，还是作用于集团，抑或是作用于更大范围的联盟或阶级以此为依据可以区分出三种类型的政策，即分配政策、规制政策和再分配政策。分配政策围绕着权利和利益的个别分配而产生，一般涉及到基础设施工程、税务减免、政府补贴等。这些政策都是由单个决策积累而成，其影响一般针对具体的个人、组织或地区。规制政策的实质是减少或扩展私人的选择，一般会给某些群体带来利益，而给其他群体带来损失。其影响也是具体的、个体化的，但是政策规定是针对某类行为的，尽管其执行是针对一个个单独的个人或公司的，但是执行的决定必须根据某个普遍的规则来作出。典型的规制政策包括通过授权、惩罚和禁止来控制生产。再分配政策涉及到对收入的重新分配，如社会保障、收入税、遗产税等，其影响更加广泛，往往涉及不同社会阶级、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冲突。
    在理顺了企业政策和条目和分类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广泛存在于政府管理中的普遍问题，那就是我国的企业政策也带有我国特有的一种“中国管理情节”，此情结作为我国转型期社会诸领域中管理成长起来的综合症候群，普遍存在于政府管理、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等各种组织行为过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和社会管理。即使是在提倡“服务性政府”的今天，对于市场和企业，政府仍然摆脱不了“管制”的思维，企业也久而久之习惯了一种“被管着”的依赖感，因此各种产业的扶持政策，各类科技补贴等等应运而生，根据这次企业调差的数据显示，各类补贴并不能够起到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反而造成了国际资源的浪费和错配。那么到底企业政策作用在哪里呢？我们将基于这个实现问题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