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0日上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乡及附近地区人员因反对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发生规模性聚集，并封堵02省道和杭徽高速公路，一度造成交通中断，多人受伤。这是一次典型的由“邻避效应”导致的邻避冲突。“邻避效应”，就是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邻避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和其他群体性事件不同，环境事件有着强烈的“共意”特征，动员速度很快：环境议题与政治无关，参与者抛弃了很多顾虑。而且，环境事件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社区性。社区“共意”一旦形成总会寻找最近的宣泄口。
    居民有邻避思维是一种相对普遍的情绪，面对未知危险，恐惧并不是多难为情的事。也是在杭州，滨江区浦沿镇山二村周边的垃圾焚烧厂在2013年11月也曾因居民的反对而受到媒体的报道，垃圾焚烧厂附近1000米左右即有一家自来水厂，3000米范围内有多所院校及诸多商业住宅楼盘。在居民口中，当地癌症多发也可能与垃圾焚烧厂的污染有关，同样希望垃圾焚烧厂能够远离自己。不过，按照厂方和政府的解释，这个垃圾焚烧厂建设时周边还没有这么多建筑，且距离居民区300米符合国家标准，而且，杭州市城管委、环保局和企业自己每季度开展一般性烟气监测，杭州市环保局委托浙江省环保监测中心站每年开展二恶英监测。“监测数据显示，一般性烟气和二恶英均低于国家排放标准。”为监督垃圾焚烧厂按规定排放废气，山二村的村民自2010年起即已自发组织监督小组，每天或者几天一次，前往垃圾焚烧厂监督废气排放的情况，从之前的检测结果看，废气排放都是达标的。同样的“邻避思维”，同样的垃圾焚烧厂，并没有引发一样的冲突。为什么九峰垃圾焚烧项目成为特例？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泰乡村民在向杭州市规划局提交了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联合签名之后，规划局24日出具了一份书面答复，但并没有任何后续进展。随后，他们组织了约一两百人的宣传队在各村宣传垃圾焚烧厂的危害。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规划中的九峰垃圾焚烧厂300米范围内，只有25户居民，而离最近的小区约有5公里，离闲林居民区，则在10公里以上。”然而事实上，从300米范围内，再到5公里外小区之间的广大区域现实存在着众多村庄，这部分数以万计的居民被修辞忽略了。2万人签名的被忽视与官方报道中的被忽视结合，是当地人情绪爆发的一个爆点。
    民众和政府在事件中的对峙局面是近年来时有发生的，一个原因是政府缺乏对公民意识的重视，这方面的公共服务缺失。据媒体报道，居民目前他们还没有看到环评报告，也没有接到和专家对话这样的邀请，也没有看到环评的公示，同样没有组织过参观。自4月下旬以来，当地媒体关于垃圾焚烧厂的安全性的解释文章连绵不绝，从国外经验到技术原理，从二噁英说到臭味处理，反反复复地谈科学问题，也谈到了建成之后邀请民众监督，但实际的动作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政府和民众的沟通有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公共问题让民众参与决策讨论，天塌不下来。番禺垃圾焚烧厂的先例是引入居民参与选址，日本东京都的武藏野市焚烧厂的经验也是如此。由专家和市民代表组成的环境委员会推荐人员参加选址预备会，每个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如果一年内选不出地址，则意味着市民没有做出选择的能力，就得接受市长的选址。市民们表示同意。经过选址预备会的投票筛选，四个地方被列入候选，其中包括市长最初的选址方案。随后，选址进入到第二阶段，由专家、一般市民代表、以及这四个候选地的居民代表共35人组成了“建设特别市民委员会”，再做定夺。日本1979年就采取了这种公民参与的方式，有效避免了邻避冲突，值得我们借鉴。
    总而言之，“邻避思维”是人之常情，“邻避冲突”却是意外事件。是强行对立还是软弱妥协都不是我们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现代政府在公民意识逐渐觉醒的今天，应该深刻的认识到“共治”的重要性，更加把公共服务作为治理的重要手段，走向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