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流动劳动力的国家，2015年中国的农民工总数（包括农民工家庭）达2 .77 亿。在这些农民工中，近一半都在城市居住了至少3年以上，特别是大量一代农民工，居住在城市的时间达到十年之久。农民工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而他们的居住问题也是大量学者研究的对象。事实上，中国大部分农民工，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农民工大量居住在员工宿舍。那么，这种员工宿舍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20世纪80年开始，大量私人、外资以及合资等新型所有制企业在中国沿海地区大量涌现，带来了城市就业机会的急剧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涌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其中大部分都是采取临时迁移的方式，住宿成为一个他们选择企业时需考虑的因素。因而，不少制造业企业通过提供宿舍来安置这些外来劳动者。这种形式被称作“劳动宿舍体制”，是全球化过程中“去地域化”的产物。
    在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要是跨国流动）和劳动力（主要是国内）的流动性在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生产中汇聚并凝结。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是由1亿多流动人口推动的，这些流动人口每年在国内来回流动并且居住在工厂宿舍或是邻近工厂的地方。这些流动的产业工人并不是来自当地并且工作地点固定，而是作为跨省流动人口在某个工厂零时落脚，居住在所在工厂的员工宿舍。
    在国外，外来农民工居住于宿舍，并且围绕宿舍进行社交活动，被称为“劳动宿舍体制”。“劳动宿舍体制”是随着全球化产出不断增加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复苏所表现出来的体制(Smith, 2003; Smith and Pun, 2003)。“劳动宿舍体制”，即工厂提供宿舍的做法，被认为是西方“家长制”管理实践的一个伴生物(Ackers,1998)、是一种日本家族主义管理方式(Hazama,1997)以及英国很多羊毛厂、棉厂、矿山以及钢铁厂与铜厂等所共同构成所谓的“工厂村”(Pollard,1965)。
     在中国，“劳动宿舍体制”被认为是外资企业及本土企业, 为了获取最大程度的企业利益而进行的安排（任焰、潘毅，2006）。它意味着农民工只能以工厂为中心进行劳动力的日常生产及生活，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及工作日都可以灵活的调整。在我国，农民工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被安排在工厂的宿舍当中。而工厂宿舍通常是楼房，且每栋宿舍楼均可容纳数百名员工居住，每个宿舍房间供8到12个工人使用，并且厕所、洗漱间都是共用的。在这种宿舍体制中，除了床铺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允许个人隐私存在。因而，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选择居住在宿舍，一部分农民工会采用租房或者居住在亲戚家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