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李嘉图模型（Ricardian model）和要素禀赋理论，富国在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富国将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Khandelwal（2009）证明产品质量升级和人均收入正相关。Copeland和Kotwal指出，一个国家的居民收入越高，对质量的需求越高，就会促进本区域产品质量的提升。程虹（2013）通过对中国农村和城市居民所消费产品质量的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存在城乡产品质量二元性。反过来，还有较多的文献研究产品质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例如Stefana Fabrizo，Dwniz Igan和Ashoka Mody等的分析证明，一个国家可以从生产和出口高质量产品中受益。从产品本身质量的定义和内涵可以看出，产品质量和科技创新具有直接关系。在Khandelwal（2009）的模型中提出，由于技术差距，不同国家的产品质量是有阶梯的，技术越高的国家产品质量越高。Maurice Kugler、Eric Verhoogen采用哥伦比亚制造业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产品质量的升级并不能仅仅依靠某个领袖企业，而是需要全体供应商及其下游的生产商共同来完成。Goldberg、Khandelwal、Pavcnik、Topalova 认为，投入产品种类的增加会促使更多新品种产品的产出。原因在于，下游生产商的产品质量升级很可能对本国的供应商产生压力，迫使其进行产品质量升级，这类似于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本国供应商的生产率上升。
    产品质量的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亚当•斯密“无形的手”深刻的回答了这一问题。产品质量总体水平一般都与市场竞争的程度正相关，因为市场竞争可以筛选出优质和劣质产品的提供者，会让优质的产品提供者获得消费者更高的价格评价，而让劣质的产品提供者被淘汰。Khandelwal（2009）比较了56个国家的10000个产品的质量差异，指出更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会带来较快的质量升级。Hasan A. Faruq 将对贸易和制度的研究扩展到了产品质量层面，首次考察了一国制度对该国产品质量的影响。文章选取了向美国出口产品的 58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对制度与产品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其中腐败问题似乎与产品质量的相关度最大。平新乔、郝朝艳（2002）从理论和经验上指出，中国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是我国假冒伪劣猖獗的根源，非市场因素的存在使“高价→高利→假冒伪劣”得以发挥作用。赵农、刘晓鲁（2005）得出在一定范围内，政府的管制力度越大，在位厂商和冒牌厂商的均衡产品质量水平则越低，政府特许经营管制所蕴涵的行政性(或制度性)进入壁垒对于市场的总体质量水平通常具有负效应。殷德生考察了中国入世以来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质量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综上，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产品质量形成了明显的门槛效应：一方面，一个地区较高的收入水平，会将较低产品质量供应商挤出本区域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具备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能力，进而具备高质量产品的供应能力。因而，要提高产品质量的水平，除了要加大执法打假、政府规制的力度以外，最重要的途径莫过于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