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李嘉图模型（Ricardian model）和要素禀赋理论，富国在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富国将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Copeland和Kotwal指出，一个国家的居民收入越高，对质量的需求越高，就会促进本区域产品质量的提升。目前来说，我国某些区域的产品质量水平已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具有较高的质量竞争力，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质量水平不高，甚至出现较为严重的区域性质量安全形势。产品质量评价的差异，不仅仅是企业的微观管理行为所导致的，是否还和外在的市场因素有关？
    从市场需求来看，需求是指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的产品意味着厂商需要付出更高成本，消费者也需要支付更多的货币代价。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机制对产品质量的影响，隐含一个假设，即消费者是无差异的。然而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在现实世界中，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存在的差异，这一差异意味着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是不同的。可以说，目前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就有着较大的差异。从经济学角度看，高质量的产品肯定是高成本，这就需要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支付水平。高收入的消费者由于支付水平较高，可以消费者质量更好的产品，而低收入消费者由于受到收入水平的约束，就很难消费价格较高的高质量产品。根据我院质量观测的实证调查，通过对中国农村和城市居民所消费产品质量的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存在城乡产品质量二元性。可以说，厂商在做质量经营的决策时，是基于产品在市场上能为消费者所购买，并能够获取一定的利润来展开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的消费者收入水平普遍较高时，厂商只有生产较高质量的产品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企业通过高质量产品可以获得足够的收益，进而也弥补为了提高产品水平而增加的成本投入。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品质量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消费者收入水平等市场因素影响。Brian and Ian(2007)研究表明：高质量产品生产厂商和低收入消费者偏好低质量标准，而低质量产品生产厂商和高收入消费者偏好高质量标准。
    从市场供给来说，产品质量水平的提升，从根本上取决于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亚当•斯密“无形的手”深刻的回答了这一问题。对于产品质量的提供者来说，依靠价格信号进行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力图让产品质量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争取优势地位排挤其他的竞争对手和其他替代品。在其他条件一致的前提下，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行政性进入壁垒越低，市场上高质量的提供者就会越多，消费者才能够以尽可能消费到更高质量的产品（而且是以尽可能低的购买价格）。与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同，我国目前正处于特定的体制转轨和市场转型时期，各地区的产品质量是从不同的起点上起步的。虽然计划体制逐步被打破，但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和健全，对产品质量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带来了现实挑战。与市场自发形成的进入壁垒不同，行政性进入壁垒对产品质量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行政性进入壁垒可使得市场具有规模经济，但另一方面行政性进入壁垒会带来信息不对、激励约束不相容、成本过高等缺陷，达到需求的产品质量供给机制难以实现最优状态。因而，一个地区的消费者对所消费者产品质量的评价，与该地区的市场结构也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