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质量评价主要是针对具体的产品或行业，但是一个区域（不同省区、不同城市集群等）的产品质量水平整体上会呈现某些规律性的特征。产品质量的竞争力不单单取决于企业自身微观层面的因素，也取决于所处区域的产业集群、地理资源、文化科技等区域性因素。国际上“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的出现，中国出现的浙江块状经济特征等，就是对区域产品产品质量存在的现实证明。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产品质量逐渐取代价格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要素（Abbott，1955），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开始探索对一国区域的产品质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经济学家Simon Kuznets（1956）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向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产品质量不仅是决定企业经济实力的首要因素，也是一国竞争能力和经济实力的主要因素（Feigenbaum，1982）。Flam和Helpman（1987）从理论上得出，产品质量升级的能力是一个国家最终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
    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产品数量大幅增加，产品质量也不断提升，多样化的产品品种基本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质量需求，也对我国的总体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2013年我国的GDP总额已达到1979年改革开放的140倍，其中2011年成为了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主要出口到欧盟、美国、日本等质量标准较高的发达国家，2014年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World Bank，2014）。但是，仅仅考虑GDP等这些数量指标的评价，这对我国的生态环境、资源消耗和普通民众的幸福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在此现实背景下，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把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其实质就是从数量型的增长转向质量型的增长。
    我国是一个大国，目前正处于特定的体制转轨和市场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始终存在着区域差距，中国各地区的产品质量状况是从不同的起点上起步的，可以说我国不同区域的产品质量的差距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呈现扩大的趋势。目前来说，我国的宏观质量呈现明显的“大国质量”、“二元质量”等复杂的区域性结构特征（程虹，2013a），某些区域的产品质量水平已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具有较高的质量竞争力，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质量水平不高，甚至出现较为严重的区域性质量安全形势。地区间的经济竞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所在（张五常，2008）。要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需要有相应的区域产品质量进行比较的指标，包括各个省区、不同城市的产品质量水平等，进而可以相对准确地反映不同区域间产品质量的差异化，引导决策者优化本地区的资源配置和质量决策行为，重视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和消费环境，从而促进区域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