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底，数据编撰机构Markit发布了德国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数据显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2014年1月PMI终值为55.5，连续第9个月处在荣枯分水岭50以上，并创下2011年5月以来的最高。在欧债危机和世界经济降温的双重压力下，欧元区其他国家的经济仍然不振，例如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已连续三个月经济下探，而德国经济却一直保持增长，高出了多名经济学者的预期。全球主要财经媒体也因此纷纷对该信息进行了专题报道和解读，称德国不愧为欧元区经济的“中流砥柱”。为什么德国能一枝独秀、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
    反观我国的经济形势，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挑战与机遇，传统的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近年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回报越来越低、刺激政策的效应也越来越差，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升反降，1997-2007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曾达到3.72%，而2008-2012年则下降到2.21%（白重恩，2008、2012）。在效率提高的源泉正在枯竭和消失的现实背景下，单靠结构调整的改变来提高效率是有尽头的（吴敬琏，2012、2013）。Markit分析师Oliver Kolodseike表示，德国经济以加速成长的态势进入2014年是受其制造业的引领，具体来说主要是受到德国国外市场强劲需求的支撑和新订单的急剧增长。与此形成对比是，我国在调整经济结构、产业升级、加大投资的经济政策下，经济却遭遇了“去实业化”的危机，以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膨胀发展，大量的资金涌到虚拟经济领域，实体经济中生产产品的制造业不断受到冲击（史占中，2013）。对比德国和我国的实体经济情况，可以看出我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方法与政策，过多强调国家的宏观调整和干预，即是通过扩大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它与构成经济发展的具体实物质量之间没有形成非常直接的关联，比较缺乏微观市场的支撑，即还不是微观增加供给的经济增长。
    说到底，经济发展的接续动力，来自于微观主体供给能力。需求管理政策虽然在世界各国取得了一定成效，帮助一些国家走出了经济衰退的阴影，但是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往往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和负债式增长。数据显示，我国2012年全社会债务率（杠杆率）高达215%，近十年来的全社会债务率（杠杆率）上升了40个百分点。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等隐私，当前我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只有强调供给边的经济发展政策，才会重视微观主体的激励，鼓励技术创新，从而获得微观主体的供给能力。面对我国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的动力逐步衰减的问题，只有通过供给的管理，着眼于经济中长期要素的改善，宏观经济才能有获得持续动力，因为自动创造需求的长期供给才是决定宏观经济潜在增长轨迹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