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这里所说的“质量”是指偏宏观的经济发展质量。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屡屡出现，我国很多地方政府觉得这只是微观问题，产业还是要扶持。某种程度上讲，一说到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多人就说要宏观调控，而且简单地把调控理解为只有宏观就够了，比如加大投资、调整结构、创新增长等。在这些宏观政策的调控下，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经济却遭遇了“去实业化”的危机，以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膨胀发展，大量的资金涌到虚拟经济领域，实体经济中生产产品的制造业不断受到冲击，产品质量的道德保证基础——诚信行为不断被社会浮躁的心态、投机行为所侵蚀。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只有大力发展微观实体经济，产品质量才能实现稳中求进，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有质量。研究和厘清微观的“产品质量”和宏观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区别与联系，对于切实发挥质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概念涵义上讲，微观的产品质量包含于宏观的经济发展质量之中。产品质量是指某一产品或行业的具体质量状况，而经济发展质量是对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价，主要包括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提升等。从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来讲，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产品质量越好，对环境的破坏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发展就越有质量。可见，产品质量是经济发展质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产品质量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的前提，都是产品质量的可靠。也就是说，质量是隐含于产品之中的一种属性，只有产品质量符合需求，消费者才会购买，企业才能实现效益并投入新的生产和投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因而得到调整。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其理论分析的基础皆是微观市场，即是研究单个经济主体在消费、生产、交换等经济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构成的市场。即便是考察一个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福利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仍然是立足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单个经济主体的行为来分析问题。经济运行的动力来源于各个市场主体的最大化行为，因而经济增长质量要建立在实物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基础之上，全面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没有这些微观质量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宏观经济质量的提高。
    最后，产品质量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能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实体经济的竞争，如今，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发达国家都在重新审视发展实体经济的意义，“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基础和重要支撑”再成共识。在欧债危机中，欧盟多国经济增长乏力，一向注重制造业的德国一枝独秀，他们依靠先进制造业的支撑形成了明显的抗金融风险能力，增强了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的信心，保持了经济稳定发展。仅在2011年，在欧债危机和世界经济降温双重形势下，德国经济仍实现了3%的增长。美国也提出了振兴制造业的计划，总统奥巴马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帮助制造业降低成本，恢复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制造业应对外部冲击的保障作用是其他经济形式无法代替的，美欧国家正在重新捡起放弃多年的制造业，这显然是经济危机痛定思痛之后的选择。
    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大国”和“出口国”，但是总体质量不高，在国际价值链中处于低端，若不注重质量的提升，高速的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于注重“量”的指标而忽视了“质”的提高，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结构失衡、发展不可持续性等极为严重的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要速度更要质量”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选择。处于转型过程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表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是不计投入产出效率的，更多地是数量驱动，而不会特别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很多时候，是我们人为制造了宏观和微观的对立，要从宏观上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完成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重大目标，说到底还是需要来自微观领域的产品质量提升来支撑。政府建立促进质量提升和创新活动的制度，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替代无数的自由企业来焕发经济活力、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