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是导致我国质量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原有计划体制的直接管理已经得到放松，而本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又不能真正到位，从而使部分企业钻两种体制都不能到位的空子，采用欺诈的手段生产劣质的产品，从而获取短期的利益，并进而造成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质量安全风险（程虹，2013）”。可以说，这种“转型质量”的特征，是我国现有质量的最基本国情，也就是正在从计划经济下的“计划质量”，向市场经济下的“市场质量”的过渡。
    第一，从质量监管部门的历史沿革看，我国在政府层面的质量监管不断趋于综合化，但市场的监管格局仍未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对质量工作十分重视，主要是照搬苏联的计划体制对质量进行管理。自20世纪50年代前后，我国先后成立了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锅炉安全检查总局（隶属劳动部）、商检处（隶属中央贸易部），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计量、特种设备、商检等质量工作。由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产品质量管理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统一管理、行政审批环节较多。
    中国的经济转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了质量综合管理的政府机构——国家经委技术局质量处，随着《标准化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产品质量法》、《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的颁布实施，逐渐建立了行政许可和技术检验的质量监督措施，形成了政府管理部门和检验技术机构双轨制的质量管理模式。在全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将劳动部、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电力工业部、邮电部等部门与质量相关职能（质量、标准、计量等）合并到质量管理部门，其职能不断进行调整，其职能调整的路线就是减少直接审批事项，下放审批权限，工业企业内部的标准化、计量、质量管理交由企业依法自主管理，将有关技术性评审及事务性工作交给符合法定条件的相关事业单位承担。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准、计量、认证认可、出入境检验检疫、特种设备和棉花纤维等职能的综合管理，不断地被划入政府部门进行综合质量管理，并不断取消行政审批权，例如2008年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就进一步取消了国务院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以及不再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等。
    从建国以来我国质量管理部门演变的路径看，随着质量计划体制的维护成本不断增加，质量制度转型的需求出现，致使我国政府层面的质量管理行为的不断趋于综合性和宏观性，但现在仍主要是政府管理部门和检验技术机构双轨制的质量监管模式。另外，我国分属于质量管理部门质量检测机构，绝大多数为事业体制，由于长期依附于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虽然也参与一些市场化的经营性检测业务，实际上却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仅仅依靠政府的行政强制力来维持检测行为的正常开展，本质上缺乏活力和竞争力。“市场化改革已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同样的行政体制仍然持续着，其基本特征几乎没有改变”（Barry Naughotn，2009）。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并且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诺思）。我国的质量监管部门基本上都是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由于路径依赖和较高的转型成本，导致目前质量管理基本上还是以单一的政府，市场参与主体不足，“企业全面负责、社会广泛参与”的质量监管格局依然没有实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