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网络技术、自媒体技术把每一个普通消费者都变成了质量信息传播者，通过网络和手机，质量信息（特别是食品质量安全信息）瞬间可以形成爆炸式的群体性传播，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对生产企业和消费者产生重大影响。另有权威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已成为老百姓感到最不安全的问题，在2011年我国城市居民对食品药品质量的关注度，就已成为社会关注度榜单中的第三位，仅次于物价和房价。在这其中我们发现，当下能够被社会高度关注和瞬间传播的质量信息，几乎都是负面的信息。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不可否认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天生就对负面信息比较敏感。大量的科学研究认为，人的无意识中对负面的信息更敏感，因为负面信息意味着威胁，在人类自我防御的机制下，会对负面更敏感。根据《2011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2011年我国自媒体上各领域负面事件平均占话题数量的八成以上。除了人们对负面信息比较敏感之外，个人情绪得以迅速传播还需要借助群体的力量。为什么会有群体愿意去传播某一负面质量信息呢？肯定是这一负面信息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很容易获得广泛的心理共鸣。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以来，食品药品的质量问题被大量报道，可以说形成了质量问题全民关注的局面。因此，基于互联网迅速广泛传播的技术，信息获取渠道不断多样化，哪怕是一则普通的质量负面报道，也很容易到达并触发网友的个人情绪，虽然个人情绪有时候会暂时隐藏起来，但是只要再次出现类似事件，消费者的个人情绪仍然可以被“点燃”，从而演变成社会情绪。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报道质量“负面新闻”的动机绝大部分都是好的。质量的负面报道不仅满足了公民对产品质量的知情权，而且有时候也能够促进问题得以迅速解决。但质量监管问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它不仅涉及到技术性问题，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管理方法、经济发展阶段等复杂性问题。限于新闻记者和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认识能力和水平，很容易在新闻采写或信息发布中以偏概全，甚至找错问题。也就是说，传播者对质量问题的非专业化，很容易误导消费者，甚至加剧质量问题的紧张程度。但是，对产品质量负面问题进行挖掘和报道，也是新闻媒体、消费者积极参与质量监督的重要方法之一。因此，对于质量问题的负面报道，我们还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打压态度，只要不是恶意的、虚假的信息，我们都应该鼓励广大的消费者和新闻媒体不断揭发不良的质量行为。但是在个人情绪极易社会化传播的现实状况下，我们如何平衡负面质量问题的正确传播呢？
    在今年暑期的质量观测项目中，我们200多名调查员和老师走到消费者中间，实地调查消费者的质量安全感受和质量满意度。通过与消费者的访谈，可以明显感受到，面对新闻媒体、微博、微信等发布大量质量新闻，消费者非常渴望能有一些权威、中立的机构提供相对客观的质量评价信息。也就是说，在一系列质量问题不断出现的同时，我们特别需要一些机构能够对产品的组成成分和质量安全进行检测，并公开真实产品质量。本来我们消费者是很信任政府来承担这一角色的，但是很遗憾，目前我国政府在质量监管领域却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塔西佗陷阱”——越是政府说的，民众越不信。借鉴国外质量监管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质量社会组织在质量信息提供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相比于政府组织，质量社会组织具有更强的意愿和动机去主动发挥自身的功能，而且在运行成本、灵活性以及对现实情况的了解方面都更具优势。例如：美国商业事务改进局（BBB）是美国影响较大的社会性质量监管机构，通过收集商业可靠性信息，向消费者发布有关质量风险或欺诈的预警；美国消费者联盟则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消费指南的信息服务。美国商业事务改进局（BBB）和美国消费者联盟，他们无疑都以对消费者利益负责为出发点，充当了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相互信任的媒介，向社会传递正确的质量信号，引导消费者选择正确的产品或服务。相比来说，我们国家的质量社会组织还比较薄弱，其中的行业协会、同业公会或消费者质量维权组织的“声音”太小、中立性也不够。希望作为“资源配置者”角色的政府，以保护公民正当的质量权益不受侵害为出发点，可以让消费者、大学或研究机构自愿结成利益共同体或精神共同体，在质量治理中发出他们的“好声音”，以“中和”或“抵消”质量负面信息引起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