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幸福”一词在大街小巷广泛地传开了。“你幸福吗?”成为了一个时髦的问题。“幸福感调查”、“幸福城市排名”等形式多样的调查，也在悄然兴起。不可否认，经济发展、物质丰富可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这种感觉来自充足安全的食品、清洁的环境、快捷的交通等等。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们生活幸福度的最重要指标，二者之间呈现某种正相关关系。然而，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为什么还很有一部分人不满意？
有西方学者研究指出，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临界点（如：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时候，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就不存在了。根据美国学者赛利格曼的观点，财富只是缺少时才对幸福有较大影响，可当财富增加到一定水平后，财富与幸福的相关就小多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虽然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但经济发展对幸福的贡献却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即最初的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较强，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所带来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比如：在我国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解决温饱是最大目标，老百姓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上，此时人们的幸福追求比较容易得到满足，从而生活的满意度也较高；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不再满足于温饱的解决，从对“量”的需求转向对“质”的需求，所以人们的幸福追求得以升级而不容易得到满足。这表明，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有了新的起点就会有新的期待，而期待与现实情况的差距会降低幸福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老百姓会有新的期待。中央提出“十二五”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随着我国从温饱向小康社会的转变，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也开始从生存向享受提升，这其中最重要的不再是消费品短缺的约束，而是人们对相对丰富产品的功能、安全和品牌等质量的要求。产品作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对更高产品质量的要求，是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基础内容。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产品质量的新期待将不断上升和提高。
还应看到，对质量满意度影响最大的，不单单是我国绝对的质量状态，还有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的相对质量水平。哲学家罗素曾这样描述：拿破仑曾羡慕凯撒，凯撒曾羡慕亚历山大。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越来越多的国外优质产品，不断出现在我国商品市场上。结果就造成我国消费者对国外商品的“崇拜”，进口商品俨然成了的“高品质”的现实代表。加之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所导致的信息传播和流动的快速化和扩大化，就造成了我国消费者对质量的满意度或幸福感，可能不但没有提升，反而降低了。
幸福感、满意度都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心理评价，一方面它是一种纯粹的内心感受，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综合体现，具有浓厚的社会色彩。从这一点看，幸福感、满意度和新制度经济学界定的非正式制度范畴，具有很多相同的属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既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也是正式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在一个社会中，非正式制度遍布在人们的周围，无时不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认为，“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由此可见，非正式制度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消费者对质量的态度（满意或不满意），这种非正式的质量制度和环境，不但可以对质量水平的提升提供方向和动力，还可以对质量的提供者——企业产生强大的货币激励或约束，从而降低正式制度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