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国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政府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财政刺激，再具体一点就是政府投资。刺激性投资能够在短时期内带来许多好的效果。比如：政府投资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能够带动相关行业资源的消耗，并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但是，政府的投资行为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投资会快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学者运用我国城镇居民调查数据分析后发现，在2008年以前，受教育程度越高，工资增长速度越快，2008年以后，受教育程度越低，工资增长速度越快。因此，除了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因素外，该学者还给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个解释：政府刺激性投资。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劳动力更多地集中在低技能劳动力群体。
    劳动力成本的加速上升意味着企业的利润减少，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换句话说，政府的刺激性投资对企业的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这意味着如果政府的投资政策被证明是低效率的，那么就会造成整个市场经济面临更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为此，提高政府财政政策的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如何选择最优的财政政策？哈佛大学的Aghion教授专门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撰写了一篇名为《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产业政策与竞争）的文章，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税收优惠、政府直接补贴、政府补贴投资和关税保护四个方面研究上述四个政策对企业效率具有怎样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政策能够促进市场公平竞争（competition-friendly），才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作者设计了一个包含两个公司的模型，这两个公司可以在同一个部门运行，也可以在不同的部门运行。为了躲避竞争，公司或者进行垂直创新，或者选择不同的部门实行差异化竞争策略。产业政策带来的优惠条件诱使公司选择垂直创新，而非差异化竞争。模型预测：只有当同一个部门内部的竞争更加激烈，并且当竞争由政策支撑时，政策才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生产率。更进一步，作者使用上述四个政策补贴政策证明这一理论，结果发现：当补贴分配到竞争更加激烈的部门，或者补贴这一行为能够促进竞争时，则这些补贴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相关性。
    如何衡量财政政策是否能够促进竞争？作者使用政策的普惠性这一指标解释。具体而言，只有当政府政策对所有企业都具有优惠时，就能够促进内部竞争。因为，政府政策如果具有普惠性，意味着所有企业的生产交易成本都降低了，这将使得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成本下降，竞争性增强，市场变得更有活力，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技术效率都得到提高，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现在的关键在于，如何制定普惠性的政策。作者给出的建议是：分配到一个部门的政策资源应当更加分散（less concentrated）并且更具竞争兼容性（more competition-compatible），从而降低公司主动争取资源的动机，因为即使公司花费大量精力争取到资源，预期收益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