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治理核心不在于数据或技术本身，而在于将数据制度化的机制设计。目前，大数据在交通领域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主要通过智能识别技术，实时地监测与获取海量信息，并通过计算与分析不断提高通行能力、减少交通事故、打击违章事件与提供出行信息服务等。应该说在数据收集、技术应用与系统开发等方面已经相当成熟，但是相比而言，基于这些数据的制度设计却还十分欠缺。
    交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市区内交通的核心是拥堵问题。学者郞咸平曾对比研究过香港与内地的市内交通拥堵问题，并一针见血的指出：交通拥堵从来不是马路有多宽的问题，而是法制有多严明的问题。基于他的结论，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有关法制严不严明的问题。如果我们将香港与内地的交通法规文本拿来比较研读，或许可以发现，内地的交规文本上的严明并不比香港差到哪里去。那差的到底是什么呢？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解释为执行成本的问题。在香港法制比较健全，民众的法制意识要比内地要好很多，长期以来大家形成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习惯，对于交通的执法而言，就轻松很多。对于内地，存在机会主义想法的民众更多，而交管部门不可能在每个路口都设置交警站岗或安装监控视频，因为这将耗费大量的成本。制度执行成本过高，对立面就是其违约的成本很低，所以在内地，很多司机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侥幸的心理：本来开着车是要左拐，一不小心走到了直行道上，张望一下四周，没有交警也没有监控，于是就在直行道上左拐了。
    在大数据广泛应用的今天，在国内的很多城市，司机明知违章却依然为之的现象太过普遍。这足以说明大数据过重偏技术层的应用，而对于治理的核心却把握仍有偏差。我们目前已经通过各类硬件技术和软件平台收集了大量的交通数据。治理机制设计的核心在于如何运用这些数据，由谁来应用这些数据？如果这些数据由一个人来用，就发挥一个人的治理作用；由一个机构来应用，就发挥一个机构的治理作用；但如果由所有的民众来用，则能发挥所有民众的治理作用。所以大数据治理的力量有多大，完全取决于用它的主体有多大。
    要实现民众都参与到交通的治理过程中来，其实只需要很简单的机制设计就能完成。有个很好的工具，叫作行车记录仪，现在很多车都装有。目前人们安装行车记录仪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交通违章特别是“碰瓷”留证据。但是对于行车记录仪这一高科技的产品来说，这点作用实在是太屈材了。现在交管部门不是执行成本过高，不可能在每个路口、每个路段都安装监控摄像吗？其实每台行车记录仪都可以实时地拍摄所行的沿途路况，如果将它们都转化成一个流动性的监控，岂不就能解决当前交通治理的困境。要实现它有两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合法性的问题，就是通过行车记录仪记录其他车辆违章的举报与披露是要受到主管部门承认与保护的。这一点其实在很多的城市，已经实现了。另一个是激励的问题，就是我拍下了前面车辆的违章问题，但是我为什么要去举报他人呢，谁都不愿意去无端地做一个“恶人”。解决第二个问题也很容易。有过当罚，有功则当奖。交通违章就会受到处罚，那么对于违章的举报也应该予以相应的奖励，最直接的就是经济奖励。
    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制度设计其实非常简单，一纸文书而已，但是其带来的治理效益却是巨大的。想一想如果成功举报一个闯红灯的违章奖励100块，可能明天广大私家车主都不再热衷优步滴滴去载乘客了，而是载着满车的摄像头，在市区内的大街小巷当想“交警”进行交通违章的抓拍了。对于行在路上的车辆而言，在其左右前后时刻都有“电子眼”在监测着，谁还愿意再去违章呢？于是治理也便这样轻易实现了。
    什么是大数据的治理？数据背后的制度才是。因此，未来大数据对交通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治理，除了进一步获取丰富实用的数据外，更加的重点工作应该在于研究如何通过简单合理的机制设计，形成大众参与、万众治理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