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人财富是他们获得幸福感的前提。个人的财富增长能够促进其幸福感的增加吗？Easterlin研究了美国人民的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提出了“Easterlin 悖论”，即主观幸福感并不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强。这一结论也被诸多学者证实：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中，除了在德国、意大利等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伴随着平均幸福感的小幅增加之外，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比利时和日本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大幅增长，但是报告的平均主观幸福感却没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上述研究也受到了质疑，一些研究者认为，在考察个人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时应当考虑国家的整体富裕程度，在较为贫穷的国家，个人财富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较强。这一结论也被许多学者在转型国家的研究所证实。有几项跨国研究均发现了这种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曲线效应，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最强的相关往往来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而最弱的相关则来自较为富有的发达国家。对于发达国家与非发达国家这一不同的结论，学者们从相对收入理论与适应性水平理论进行了解释。相对收入理论认为，人们总是习惯于和其他人比较，人们之间的攀比会降低快乐感。当所有人的财富都同比例上升的话，那么报告的主观幸福感将变动不大。适应性理论则认为，幸福是由预期和实现程度之间的差距决定的。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的预期也会上升，愿望曲线发生了变化，当人们适应了新的收入后，快乐感会逐渐回归。而基于此解释的一个调整性的研究则是将原来客观货币性的收入变量替换为主观的财富拥有满意度评价变量。随后许多学者基于此调整对发达国家进行了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客观货币变量之间只有非常微弱的相关性，而与主观财富拥有评价指标间则具有显著的关联，并且主观财富评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大于客观化的货币收入变量。因此可以相信，作国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居民的收入对于其幸福感提升应该存在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基于中国居民对其财富拥有的主观评价的变量。
社会学家与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增长只是整体社会福利提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人们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与财富，其目的为了提升社会地位与购买力，通过消费更多的商品、享受更为全面的社会福利来获得更高的幸福感。良好的社会状况会让人们产生一些积极的期望，比如平均寿命延长、营养不良减少、婴儿死亡率降低等，而贫穷则与常常与身体不好、迁移率低、教育不足、服务缺乏等社会现象相联系。富人之所以通常会比穷人过得更加幸福，是因为他们能够享受更多的社会性福利。社会福利首先表现为基本性的安全与需求保障。Easterlin认为，只有当人们不再为衣、食、住等基本生存性保障而发愁时，收入和资产才能预测主观幸福感。同样犯罪率高与社会动荡的环境中人们感到“不满意的程度”将增加。社会福利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的公平，有研究证明收入不平等也会显著地减少了生活满意度、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此外政治参与度也会影响居民幸福感。由于社会福利的供给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国的政府，因此许多学者分析了政府公共性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即政府支出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比如医疗保障的支出、失业保障的支出、教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等。此外，生态环境污染也会影响民众的生活环境，对民众幸福感造成不利影响。总体而言社会层面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比较多，因此探讨中国居民幸福感来源时，有必要对各类社会因素进行考虑。
与传统经济学中更多关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相比，阿玛蒂亚•森所提出的能力方法论则更侧重于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解读幸福。森认为对福利和生活质量的评价而言，重要的不是商品和收入，也不是效用，而是个体功能和能力。功能则是一个人所实现的状态，是其设法做到或者存在的，反映出一个人的现实状况；能力是反映人获取一种功能的能力水平（“正在做”或者“现存的”）。 森的能力方法基本逻辑是：商品——能力（已有或正在有的）——功能（已实现或正在实现的）——幸福。用功能和能力来表达幸福感和福利水平更为客观和准确。需要指出的是，森所提出的能力与功能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能力不仅包括完成某一具体活动所需要的心理学特征，如知识、技能、品德，而且特别指整体综合的能力，即所完成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其中功能的数量、质量以及范围，综合反映了能力的大小，也反映了福利水平的高低，更重要的是权利也是能力的重要内容。森认为权利是比健康条件、知识技能更为重要的能力，缺乏某种权利意味着许多功能无法完成。同时 功能与能力之间可以转换，功能和能力都是人们的活动，二者的区别在于功能是已经完成的活动，而能力是人们可以完成的活动，代表所有可以选择的功能。由于森在叙述其观点时，能力的范围涉及宏观、微观以及整体和单项，因而正确理解能力的含义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基于森的能力方法论，一些学者试图从幸福能力的角度探讨形成幸福感的作用动力，比如有学者就将幸福能力划分为包括基本的生理机能、行动能力、劳动技能、知识水平、创造能力、环境友好能力等，也有学者从个人特征、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社会关系、从事工作等方面定义幸福能力。总体而言，人们基于能力进行功能扩展的对象领域无非在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等，这一点与许多学者的观点相同：“人对生活有无限的适应能力，幸福是过程而不是目标……密的社会关系与有力的社会支持比物质繁荣更加重要”。因此，森的能力方法论的核心是人们处理相关关系的能力与功能。
幸福到底是什么？是个人财富的增长，更多社会福利的获取，还是个人能力的提升？三者之中哪个因素是当下促进中国民众幸福感提升的关键？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