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质量治理本质是要化解信息不对称，就是要尽量消除买卖双方关于交易物品的质量信息不对称，要让买方掌握到更多的质量信息。当买方所掌握的质量信息足以支撑其准确无误地进行交易决策时，治理就是成功的；反之，则是无效或是低效的。质量治理是为了解决质量信息的不对称，而大数据就是信息的一种特殊表达，运用大数据进行质量治理似乎显得那么地顺理成章，大数据就应当成为质量治理的一道天然工具。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大数据与质量治理之间这种与生俱来的联系。然而这只是解决了“充分性”的问题，即运用大数据可以更好的促进和优化质量治理，但是并没有解决“必要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质量治理必须要大数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质量治理的起点。就像我们论证“充分性”时，回到了质量治理的理论起点——解决信息不对称一样，对于“必要性”论证我们应当回到质量治理的现实起点。

    我们质量治理到底是为了什么？这里可以来审视一下我们一直以来的质量治理思路，简单说是一种“直线式”的思路，即政府——企业——消费者。我们的政府直接面对的是质量的生产者，我们要监管企业，保证企业时刻生产出安全的产品，并不断激励企业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治理就成功了。在这样的治理思路中，似乎跟消费者的关系并不太大，所以企业成为了我们的质量治理的核心目标对象。那么，我们的质量治理真的就是为了“保证企业时刻生产出安全的产品，并不断激励企业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吗？其实不然。正所谓执政为民，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对象当然是民众，对于质量治理而言当然就是消费者了。质量治理的实际目标是要通过“保证企业时刻生产出安全的产品，并不断激励企业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来实现“消费者能消费到安全的产品、消费者能消费到更高品质的产品”。

    或许会有人说，这两种回答其实是一个意思。虽说意思相差不大，但是立场却是有着明显差别的。正如我先前的专家视点中曾论述过的“政府进行社会治理时，会面临一个基本的立场选择问题，那就是选择更亲近于企业，还是选择更亲近于民众”。“直线式”思路的立场当然是企业，而我们质量治理的实质上要求我们更加亲近于消费者。

    实际治理过程中，我们的质量主管部门当然知道治理应当要立足于消费者的立场，但是现实却一直让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政府质量治理主体，有成千上万家质量生产企业，然而却有数以亿计的质量消费者。简单一点来说，地方质量主管部门无暇与数以亿计的消费者来互动，他们只能把重心放到企业，而且只是数量极少的一些重点企业，通过对它们的监管来实现整个区域的质量治理。这种治理互动双方主体数量级别的悬殊差距，造成现实中我们的政府不得不选择以企业为重点的“直线式”思路。

    然而，大数据却可以彻底地改变这一思路。如果说在传统的小数据时代，我们政府质量主管部门无法实现与广大消费者的对话的话，但是现在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渠道和平台来帮助我们来实现（这一点在先前多篇专家视点的案例中均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而且也只有大数据才能够帮助我们来实现单个地方政府与广大消费者的实时对话。回到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质量治理必须要依靠大数据？这是由我们质量治理的本质目标来决定的，我们的质量治理最终是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如何准确动态的把握消费者的质量利益诉求？唯有大数据！因此，大数据是我们政府部门实现质量治理自由的必然选择，我们的质量治理离不开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