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最后一天，想来说说今年之于我，最大的一个发现——比较试验（comparative testing）。倒不是说比较试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诧异于这项在中国被冠以“比较试验”名称的活动，在国内从1995年至今已开展了18年，却在今年才第一次走进我的视野，而且还是因为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的机缘巧合。今年最后两个月的工作，有很多与比较试验的交集，与德国研究比较试验最知名的教授做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交流，也前去拜访了目前国内做比较试验的一些单位，有广州的《消费者报道》杂志社，也有深圳消费者委员会。尤其是《消费者报道》这本杂志，回来之后仔细阅读了每一期的文章，从我本人也是一个很苛刻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作为中国第一份真正为消费者测试的杂志，这是一本信息丰富、能够多方面指导我消费，并且也能看出很大抱负的杂志。
    这不禁让我回想起SILBERER教授向我们介绍的德国比较试验的历史，德国的第一份比较试验杂志，并不是现在最大的、由德国商品检验基金会（SW）发行的《Test》，而是由一家出版公司在1960年发行的DM杂志。虽然这本杂志因为诉讼的原因只有不过三、四年的寿命，但在那之前却是非常受消费者欢迎的热销刊物。还有美国的《Consumer Reports》杂志，其最初的创立者中，也有媒体人（journalists）的身影。
    为什么比较试验经常开始于媒体呢？而且所有大的比较试验机构都发行自己的杂志？
    所有从事比较试验的机构，最强调的都是自身的独立性，包括不被产业利益所影响，不接受有潜在影响的广告或捐赠等，这样才能真正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发布的结果才会具有公信力。没错，这些利益机制和防火墙的设计，确实能从制度上保证从事比较试验机构的独立性，但是在我看来，要实现独立性，机构的背后必须要有持续、稳定、强大的资金支持，否则很难做到不被任何利益相关方所左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一点是和身份上的独立同等重要的因素，就像在一个家庭中，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一方，很难有完全独立的决策地位是一样的道理。
    求人不如求己，这种持续、稳定、强大的资金支持，最佳的来源还是比较试验机构本身。政府当然可以成立一个从事比较试验的机构，全额负担所有的测试开销，并且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免费向消费者发放，但是，一方面比较试验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准公共性特征，因为并不是所有消费者都据此结果进行购买决策，比较试验也没有测试所有消费者消费的所有产品，因而成本由全体纳税人买单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在过去18年间国内完全由政府资助的比较试验事实证明，很难保证结果真正的独立性，而且这种缺乏消费者监督和正当约束机制的行为，很难保证合理的效率。因此，比较试验机构应当有一个持续创造稳定现金流的能力。
    测试的结果，是比较试验机构最主要、最核心的资产，也是最有可能创造现金流的部分。测试的结果也是信息，目前，信息集合的传播载体无外乎书本、杂志、互联网、电视网络、广播等，书本受发行时间的限制，显然不适合消费信息的传播，电视网络和广播也很难对特定消费者和特定内容收费。国外兴起比较试验的年代，那时还没有互联网传播的概念，因而杂志自然就成了当时最合适的传播载体。在今天中国互联网，大众还远没有连续付费阅读的习惯，那么杂志自然又成了传播中国比较试验信息的最佳载体。所以说，比较试验经常是从媒体开始，杂志又是这些媒体最合适的传播途径。
    消费者需要被广泛教育来阅读这些杂志吗？我想不那么需要。多个国家的经验证明，这种比较测试类型的杂志一经上市，只要杂志能真正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来进行测试，在短短的几年中都能有一个稳定的、持续增长的订阅群体，因为好的口碑是最好的宣传广告。那么中国的媒体来做比较试验，会向国外那样相对顺利些吗？也许未必。不只是媒体，其他从事比较试验的机构，更是有诸多制度上的约束在等待破解，包括国内现在要想获批一个杂志的刊号，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些，也是我明年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新年快乐，every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