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必然依赖企业自身的能力，企业家是专门就稀缺资源的配置做出判断性决策的经济主体。经济转轨时期，由于交易费用的高昂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中国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织在一起，共同支撑着市场、社会的运行（North，1990）。而在这期间，企业家可以通过自身积累的社会资本来获取满足企业发展的各项资源。作为长期经济增长与企业发展重要资源之一，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核心就是企业家通过整合配置资源促进企业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Casson，1982）。企业家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搜寻并选择最具生产效率的资源组合方式，通过高效率资源组合方式对低效率方式的替代，在实现落后产能、低效率资源组合方式“毁灭”的同时，推动创新性生产方式和高效率资源组合方式的“创造”（Stein，1997；Foster等，2001）。

    现实中我们会发现两类企业家：一类企业家曝光率高，积极参与或迎合各种具有政治性、宣传性的社会活动，建立与其他企业、政府官员的社会关系网络，提高企业家自身的知名度和企业影响力，如政治身份、社会声誉影响等。通过关系网络运作来获取企业发展资源，而非通过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优质产品满足市场需求来推动企业发展；另一类企业家则相反，他们自主配置资源，热衷于开展与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活动，如长期专注于本行业内产品生产、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与其他企业开展学习交流等，以促进企业内部生产、研发创新、质量升级为目的来促进企业发展。对于上述现象，我们可分别概括为生产性社会资本与非生产性社会资本。

    关于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发展的作用，学者作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无论是生产性社会资本还是非生产性社会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持续和有效积累，对于充分把握配置资源的有效时机，降低配置资源的成本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相比，一个显著的差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通过企业家的社会资本来推动企业成长。企业家通过寻求政治关联等形成的非生产性社会资本可带来的价值包括各种形式，如税收补贴、廉价贷款利率等优惠待遇，突破管制进入壁垒以及其他形式利益（Faccio，2006；党力等，2015）。在政府主导关键性资源配置的经济体中，企业家对于通过寻求非生产性社会资本来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资源的行为乐此不彼（Siegel，2007）。政治关联等非生产性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正式制度缺陷对企业发展的阻碍，企业通过建立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作为法律替代机制保护企业的产权，缓解企业因所有制歧视造成的融资难问题，有助于企业克服行业准入的管制性壁垒，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Gao et al.，2008；Su et al.，2009；谢言等，2010；胡旭阳，2010；王珍义等，2011；蔡地等，2014；王维等，2014）。但是，企业家长期对非生产性社会资本的热衷，可能造成资源错配，会使得企业将大部分稀缺性资源从生产性领域转移至非生产性领域，同时减少对生产性社会资本的积累，不重视与科研院校的合作，分散企业大量精力，对企业R&D投资等生产性活动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Krueger，1974；Murphy等，1993）。而企业家生产性社会资本对企业学习与知识溢出，有效经营策略的制定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长期来看，与同类企业相比，重在积累和使用生产性社会资本的企业能生产出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质量的产品或服务，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那么学者会问，对于正处于经济转轨期的中国而言，具体哪一类社会资本会更有效呢？接下来，我们会对这一问题进行更详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