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僵尸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一大桎梏。据有关学者对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统计，中国“僵尸企业”占全部上市企业总数的9.5%，对于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而言，其所占比例则超过 20%（董敏杰、梁泳梅、张其仔，2015）。这些僵尸企业生产效益低下，却占用大量土地、资本、能源、劳动力等要素，导致资源无法向收益更高的部门流动，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已有研究主要从政府支持与银行贷款两个方面解释“僵尸企业”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政府迫于就业稳定与税收增长的压力继续给予企业政策或财政支持，另一方面银行也不愿承担系统性的信贷风险而选择为企业追加贷款。这些研究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僵尸企业”形成的外部制度因素。同时在我院的研究成果中也发现，企业家精神的不足是僵尸企业形成的内在原因（程虹，2016），而本文的思考也是顺着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因素而延伸。

    根据Schumpeter内生增长理论的逻辑，以Baumol对企业家活动配置为具体理论依据，企业家精神可分为生产性的活动和非生产性的活动。Baumol根据企业家创业行为对生产率的净贡献大于0、等于 0 或者小于 0，将企业家创业精神依次分为生产性的、无生产力的和破坏性的，那么与创新相关的创业精神是生产性的，而与寻租活动相关的创业精神是无生产力的或破坏性的。如果企业家精神配置至生产性创业活动，则企业家致力于通过创新活动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促进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发展不是取决于社会企业家才能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对企业家才能的引导与发挥 ( Bhagwati，1982) ，即取决于制度所决定的报酬结构对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中的配置状况。非生产性支出会被企业用来与政府进行“沟通”以减轻企业税负并获取政府帮助企业税负并获取政府帮助，为民营企业带来更多的税收优惠、更多的政府补贴以及更多的银行贷款（Faccio，2006；Claessens等，2008；Cai等，2011）。

    因此，企业家对于生产性活动的更多配置将明显有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而企业家对非生产性活动更多的配置往往表现为企业一种短期经济目标实现的投机行为，会使企业的绩效更差，其生存的时限也相对较短。在这种投机行为过程中，寻租活动使得企业更加容易获得政府的直接补贴，甚至只需要进行小规模的生产而单纯依靠从政府方面来源的财政补贴来维持生存，从而沦为“僵尸企业”。

    以上为作者对质量院相关研究问题的一些延伸思考和文献整理，还需作进一步的验证。